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唐帝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大内战。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起兵南下。安禄山的军队“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燥震地”（《资治通鉴》），河北郡县多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引同上）。一场蓄久发速，前后经历八年的战祸——“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沉湎于酒色之中的唐玄宗如大梦方醒，仓促布置防御。但由于筹措不当，叛军势如破竹，席卷而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长安的东大门潼关沦陷，守军20万人，全军覆没。唐玄宗于仓皇中逃出长安，奔西蜀方向避难。长安沦陷后，关中人民坠入了兵荒马乱的无底深渊，成千上万的难民被迫背井离乡，流落颠簸。
　　安史之乱爆发前，唐帝国因为连年征战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凸显，连续两年的秋季霖雨让关中地区米价大涨，旅居长安近十年，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寄人篱下生活的杜甫，陷入极端贫困。天宝十四载秋冬之际，杜甫携家小来到长安东北二百多里的奉先（现蒲城县），寄寓在县署公舍之中。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只身回长安，做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十一月离京赴奉先探亲，不久安史之乱消息传来。我们所熟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就是出自诗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一诗，诗人在奉先见到家人，“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冻馁致死的不仅有路人，还有自己的幼子。天宝十五年，诗人回到长安任职，到夏天，叛军逼近潼关时，回奉先携家带口投靠白水县做县尉的舅舅。长安陷落，叛军势力迅速扩展到关中附近地区，杜甫带着家小从白水经彭衙（今白水县北部）、华原（今耀县安里乡）、宜君、中部（今黄陵）、三川县（今富县吉子现乡三川驿），来到鄜州羌村（今富县岔口乡大申号村）。这个“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的偏僻小山村，成了诗人及全家寓居之地。
　　杜甫北上鄜州的路途是艰难的。诗人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忆昔避贼初，北走经艰险。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杜甫《彭衙行》）可见当时是顶风冒雨，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
　　杜甫到富县后，将家小安置在较为偏远的羌村。其间得到唐肃宗在宁夏灵武即位的消息，便只身离开羌村，打算北上延州，出芦子关，去投奔行在。但途中就被叛军抓获，带到长安，因为官职微小，人身未受控制，于是从这年秋天八月到第二年四月，诗人就羁留在叛军占领的长安，期间，写下著名的《月夜》和《春望》。鄜州的月亮，来自羌村的家书，生活在小村里的家人，成为诗人那个时期最为深沉的牵挂，“鄜州”这个地名，也走进诗歌史上最为深情的篇章之中。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羁押在长安的杜甫，在至德元年的中秋，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想到月下的鄜州，闺中的妻子，以及还不能理解母亲思忆长安的小儿女。那位因为嫁给杜甫一辈子没过什么安稳日子的妻子，在杜甫一千多首诗里也很难露面的妻子，在独自默默抚养子女的避难岁月里，在本该和家人团圆的中秋月夜下，把她清幽的形象永远留在古老鄜州一个僻静的山村里。
　　那里显然是个古老的村庄。它的村名也显示了陕北在唐宋时期羌汉杂居的历史背景。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二月，唐肃宗移驾凤翔。四月，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率兵进到长安附近。就在这时，杜甫摆脱叛军的监视，潜出长安，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杜甫《述怀》）肃宗授予杜甫左拾遗一职。
　　五六月间，诗人听到鄜延一带被叛军洗劫的传闻，焦虑万分，“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到秋天，诗人接到友人捎来的家书，得知家人无恙，喜上眉梢，“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农事空山里，眷言终荷锄。”（《得家书》）
　　授职不久，杜甫因上疏肃宗，谏劝肃宗对罢免宰相房绾事“弃细录人”，触怒了肃宗，被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力救，方才获免。八月底，杜甫被墨制放还鄜州省亲。闰八月初一，杜甫从凤翔起程，踏上了归鄜州探亲的道路。诗人经兴平、彬县、宜君、中部、三川等县，历时半个多月，回到羌村。
　　诗人在途经中部（今黄陵县）时，看到城市凋零、行人稀少的情景，触景生情，作《晚行口号》（又题《狄道城》）诗中写道：“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饥鸟集戍楼。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
　　经过颠沛流离，杜甫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他悲喜交集，情不能抑，写下了流传极广的《羌村三首》。
　　在羌村，诗人还写了一首著名长诗《北征》，诗中叙述了他还家前后的经过、沿途所见的景物以及家人相会的情景等。诗中边议边述，有情有景，是一首反映唐朝时代真实面貌的不朽之作。
　　在富县羌村南四五里处，路边一块巨石上刻有“少陵旧游”四字，此为鄜州人、明御史中丞王邦俊所题。从富县洛河川道上行，至现在甘泉石门，翻越徐寨洛河延河分水岭，可到牡丹山（今万花山），顺牡丹山南河川道可到延安，这条路应当是唐宋以来一条鄜州到延州的主要通道。有学者推测杜甫是沿着这条道到达延安。宋代时，范仲淹镇守延安，曾于川口石壁上书写“杜甫川”三字，以杜甫曾经避乱经过此处而名。延安城南七里铺，宋时曾建“少陵祠”。清道光年间，地方官员和乡绅捐款重建“少陵祠”。文革时损坏，粉碎“四人帮”后，延安市政府重新修葺“杜公祠”。
　　杜甫北上灵武，被叛军在哪里抓住，没有明确的记载。诗人现存的诗作里，也很难找出确凿的证据表明诗人到过延安城区。有人以诗人在长安羁押期间所作《塞芦子》一诗推断杜甫到过延安城区，说服力不足。也有人认为，当时叛军势力据《资治通鉴》记载只到鄜州坊州一带，杜甫应该是在洛河川一带被抓，并未来过延安城区，虽有些道理，但也不是确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延安有一条河川，至今仍叫杜甫川，至今，在延安市城区七里铺，杜公祠经过翻修后，仍然矗立在喧闹的市区。通读杜诗，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事实，颠沛流离在不少地方颇受冷眼的诗人，在延安富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曾经感受到淳朴厚道的民风和温暖的人情。《羌村三首》里那些温暖诗人的父老们，在整个诗人的感情经历中，都是难以磨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