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延安日报》还叫《延安报》。我，一个怯生生的乡下人，从庄稼地里丢了锄把，利用农闲时节迈入了延安日报社的大门。因为我的一篇散文诗《西河傍晚》刚刚在《延安报》“杨家岭”副刊上发表了。我才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个对我这样一个青年农民来说有些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
　　高建群说：“你们安塞县高桥乡一下子出了两个作者，而且都是农民，我们要扶持。”我和隔山邻村的另外一位青年农民经常给《延安报》“杨家岭”副刊投文艺稿件，高建群是我们的编辑。
　　高建群常常说：“作为一名编辑，来稿中有好稿子不用，就是一种犯罪。”听到这话，我惊愕了！他竟然把编一篇稿子上升到如此高度，令我吃惊，但又使我安心。有了这样的编辑，我们的稿子只要好，还是能够发表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表在《延安报》上的豆腐块散文诗《西河傍晚》被我们乡上的书记看到了。书记姓佘，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文化站缺人手，我们村上的干部给书记推荐了我。书记一见我就说：“听说你在《延安报》上发表了个《西河傍晚》？”《西河傍晚》发表时，编辑高建群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了“安塞农民”四个字。一天，乡上来了一位对我来说绝对的贵客——《延安报》记者王天乐。他来到我们乡政府院子，指名道姓找宇鹏。“这娃怕是在乡上待不住了。”有人传言。
　　王天乐是著名作家路遥的胞弟，农民出身，做过铜川煤矿的矿工，皮肤黑黝黝的，人有一股年轻气盛的劲儿。那时，路遥的《人生》红遍大江南北。
　　王天乐对我说：“兄弟，你给我把我这条裤子洗一洗，天红，一会儿就干了。”他穿了我的一条裤子，然后在等自己的裤子晒干。此时，正有一位上了点年纪的村妇因为农业上的事找我。那位村妇进了乡政府的门，就对我们说：“我找一个大个子、大花眼的人。”王天乐笑曰：“天才的语言学家！我们写东西要向他们学习。”
　　我是在乡政府石槽的水龙头下洗了王天乐的裤子的。他真是当过矿工的人，裤子因为下乡采访时间长了，太脏，洗了一遍又一遍，每洗完一遍的水都是黑的。那时记者下乡，都是坐公共车。王天乐跟我住了一天之后走了。他走后，我才恍然：他是专门来看我的！他自己农民出身，对于一个青年农民作者来说，他是理解和同情的，所以他才专门来看我。他让我给他洗一下那条下乡采访不知穿了多少天的脏裤子，本身就是把我当成自家兄弟。后来他调到省城《陕西日报》当记者，驻铜川记者站。他也像路遥那样那么有文字才能，可惜最后，他也像他的哥哥那样英年早逝。
　　杨葆铭老师身材高大。他写过一组名为《延州人物八记》的散文，竟然把无名小卒的我也写进去了。他说我是“近似港台影视界小生，身颀颀而面团团，给人一种很浪气的感觉”。因此，文友们常拿此戏谑我。他是优秀的编辑，也是我的老师。不遗余力地在文学道路上扶持着我。
　　高建群对我们一直关照和助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他随《黄土地》编剧张子良来安塞，与我畅谈文学，并为我题字：“宇鹏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荒野偏僻之地生出如此精灵剔透之人是文学的幸运。”后来，他还为我题写“家园最后的守护者”的墨宝。他对我在文学之路上的指点，令我永生难忘。
　　对于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我与《延安日报》的情谊是深厚的、难以忘怀的、永不割舍的。以至于直到今天，每写下一篇像样的稿子，我都想投给《延安日报》副刊。因为这里有一批优秀的编报人。因了他们，《延安日报》文艺副刊才如延河水长流，岭上桃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