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与孤独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童年的生活无趣而单调。
　　在我几乎毫无记忆的时候，由于贫困的生活所迫，举家搬迁，近乎逃离。像一个吉卜赛人一样，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注定要我漂泊。像秋天被大风吹起的树叶，不知道要落在何处。
　　我曾在贺兰山下的麦田边跟着外婆放过奶羊，躺在水渠边看天上的云朵无常地变换着模样；曾跟着母亲在大漠深处凝视过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也曾跟着父亲住在长城脚下，整天遥看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山脊间的不知道通向何处的万里长城，常常陷入无限的遐想之中。
　　牛车、驴车、马车、骡车曾经是我们搬家的常用工具；手扶拖拉机、四轮拖拉机、敞篷大卡车、绿皮公共汽车我常常乘坐，那是迁徙脚步的动听绝响，那是人在旅途的无奈叹息。在漂泊了数年之后，我们迁徙的脚步暂时按下了休止符。像云朵停在了山坳间，我们终于停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里。我们的面前是山，身后也是山，左边是山，右边仍是山。我们被重重的大山围裹着，围得密密实实，围得严不透气。
　　在这里，我开始读书了。我要沿着河谷，走五里崎岖的山路到村办学校去读书了！本以为学校是一个豪华气派、端庄大方的地方，像鲁迅当年就读的三味书屋一样，有古色古香的桌椅，有趣味无穷的百草园，有拖着长辫、摇晃着脑袋的老先生，有长妈妈不断地讲故事。而这里，什么也没有。
　　但偶尔也有例外。住在学校脑畔上的白麻子老太太也会像长妈妈一样，没事的时候，坐在大树底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给我们讲几个鬼故事。那时没有课外读物，没有辅导老师，整天听到的就是那几个老掉牙的鬼故事。除了增加了我们的恐惧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增加。为此，白麻子老太太挨过村支书的臭骂，也挨过我们老师的臭骂，她再不敢大胆地来学校给我们讲鬼故事了。
　　我们的学校是村子里的牛圈改成的。一孔窑洞三个年级十七个学生，外加院子里的四头牛两只毛驴以及院子外边羊圈里的几十只羊，这便是村子里的全部家当。
　　破桌烂椅有的摆在炕上，有的放在地上。窑洞里挤满了衣着破旧、浑身脏黑的男女学生，一块门板用墨汁染黑就是黑板，这就是我们“书中天地大，笔下空间宽”的读书启蒙的地方。我们读的第一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接着读《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又读《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些就是我们启蒙课本的识字读本。
　　学校里没有灶房，没有午睡的地方，所以也就没有喝水吃饭的地方。午间休息，我们口渴的时候，在学校院子外山坡下的泉里趴着牛饮。这个泉子是村子里饮牛饮驴饮羊的泉子，我们口渴得没有办法，所以常常趴在泉边，吹去泉子里游动的小水虫，闻着骚臭难闻的牛羊粪便的味道，然后大口大口地喝个够，闹肚子是常有的事情。漫长而炎热的夏天的午后，坐在教室里昏昏欲睡的学生们，常常被蚊子、臭虫、跳蚤咬得浑身发痒，疼痛难熬。谁要是敢乱动，被老师发现，还要被罚到门外去晒毒太阳。
　　在学校的院子里，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踩死一些蟑螂、臭虫、蚂蚁、蚯蚓，这在我们的心中没有泛起任何一丝愧疚的涟漪。后来才想到，我们脚下踩死的这些虫子，或许它们也有儿女要养育、也有老人要赡养、也有配偶要关爱。可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去留意这些。正如村子里的人一样，我们谁也没有在意他们的冷暖温饱，生老病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在这个学校，我学到了多少知识，并没有记清。我那些儿时的同窗，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仍旧在那块土地上劳作？还是已经走出大山，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去同命运抗争？这些我一无所知，甚至连好多同窗的名字也没有记住。我只知道，在这个村子，我一待就是将近两年。
　　一年一度春草绿，我又得离开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