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两个表态引发关注，一个涉及家长减负，一个涉及教师减负。一是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表示：“特别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完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现一起，严处一起”；二是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目前全国20个省份已出台、预计年内所有省份将全部出台。
　　多年来，减负话题热度一直不减，先是学生减负，从改革开放初就有人呼吁，也隔三岔五出台措施，但到现在谁敢拍胸脯说“学生的负已减下来了”?而且，减着减着，突然发现不仅学生需要减负，家长与教师也需要减负了。
　　是有必要评估传统减负路径的效果与效率了，这意味着首先得捋一捋负从何来。
　　对于学生负担，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措施还真不是虚应，例如降难度，不许超前学、超纲学，不考试、不排名，四点钟放学，一二年级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取消小升初等。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长把课内减的负课外又变本加厉加回来。这背后是竞争：对高收入、高社会地位职位的竞争，引发对各级名校学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无必要削弱、有无可能削弱或消解之？在这种竞争大背景下，在文化课或“主科”之外，将体育、美术与音乐纳入中考，是为了提升学生素质，而非出于减负的逻辑，但结果却可能是让学生再多几门“主科”。提升素质与减负考量，如何平衡？
　　教师负担与家长负担是联动的。公立学校教师是“吃公家饭的”，别把他们不当公职人员，他们“管理”的对象是学生。这一态势，是某种可资利用的“行政资源”，非教育部门与教育部门将一些非教育任务下达到学校，学校再下达到老师，这就是老师非教育工作类负担的由来。政府部门能否克制对学校与老师发号施令、下达各种任务呢？
　　更进一步，每一位学生关联着一对家长，老师会要求家长或要求学生带动家长（“小手牵大手”）完成这些非教育任务，这是家长非教育类负担的由来；如果老师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非教育工作，用于教育工作的时间或不够，就可能会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这是家长教育类负担的由来，当然也可能有些老师希望家长能更深地参与学生学习。
　　比如，现某部门搞的“一带一盔”活动，在一些地方就变成了老师要求每一位家长书写、上传承诺书，没有电瓶车的家长也必须这么做。这是权力的逻辑。学校与老师是权力系统的传递者，其所及就是学生及其家长。家长有权利拒绝这些负担吗？
　　凡此种种，令学生负担、教师负担与家长负担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必须捋清楚每一种负从何来，才知道哪些负是可以减的，减负的难点在哪里，如何才能治本，从而走出叠床架屋、层层打补丁但效果不彰的减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