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红色’创作路，我走了50年了！”2020年12月29日，红色作家白黎在自己的红色文学创作50周年研讨会上感慨地说。
　　延安时期，沟壑纵横的黄土地承载了中国革命轰轰烈烈的13年。白黎，这位在黄土沟壑里成长起来的地地道道的陕北人，怀着对历史的向往和崇敬，探索50年，行走10万里，采访千余人，写就了《刘志丹传》《“三S”之行》《红日出山》等15部“红色”题材著作。
　　1 《刘志丹传》出版：“我的夙愿实现了！”
　　“为什么我会走上红色文学创作道路，主要还是家庭的原因。”白黎说，他父亲小时候因为穷，加上地主恶霸欺压，就跑到甘肃南梁陕甘交界地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界游击队。后来父亲回到安塞当上了安塞游击队队长，跟着刘志丹领导的队伍解放了安塞全境。“我父亲经常给我们讲述他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讲述他在担架队见到了彭德怀，在沙家店战役后还远远地看到了毛主席。”白黎说。
　　白黎小时候，志丹县，也就是当年的保安县，流传着许多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就连学校里少先队活动讲的都是刘志丹的革命故事。白黎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一本很薄的《刘胡兰小传》。“我看了以后触动很大，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有人给她写传记，为什么就没有人给刘志丹立传？”白黎说。
　　后来，白黎在志丹县当了小学教员。在一次瞻仰志丹陵的时候，突然下定决心要给刘志丹写一本传记。“那时候志丹县城没有一座楼，都是平地起的土房子。看着高大的志丹陵，我对刘志丹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之后，白黎抓住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开始学习、积累“。一开始写《刘志丹之歌》，写了400行。”白黎说，那时苦于教员工作不能外出采访。后来，被调任至志丹县文化馆工作，时间相对宽松，才有机会在陕甘边一带去采访。“那时候，志丹县周围五六十岁的人大多都跟刘志丹闹过革命，收集资料还比较容易。”
　　资料收集完备，即将动笔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白黎因为收集刘志丹故事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黑爪牙”。“因为这个，我父亲被免了职，我收集的所有资料都被没收了。我也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16年。”白黎说。
　　白黎记得，这期间有一年，他回志丹县城过春节，竟然发现自己当年搜集整理的刘志丹故事集，将近100篇故事装订成厚厚的一本。“当时真的是眼前突然一亮，之前被没收的素材，总共只捞回来那么一本。”现在说起来，白黎还是满脸痛惜。
　　在农村工作的16年间，白黎干得相当出色：农业学大寨，他带领村民把自己蹲点的村搞成了全省农业学大寨典型；开展农田建设，中央电视台专门来到他蹲点的村上制作了一期新闻简报。
　　但在那个年代，刘志丹带领陕甘人民闹革命的故事，就像那山崖上的松柏，岁岁常青；就像那岩畔上的山丹丹花，年年火红。这让白黎内心躁动的红色文学创作之梦更甚。
　　“我在工作之余，开始在陕甘高原的羊肠小道间奔走，先后在二十几个县采访了400多名跟随刘志丹闹过革命的老红军战士、老游击队员、老赤卫军队员，获得了几百万字的材料。”
　　1982年夏天，白黎被组织上调任去做党史工作。“这让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寻找刘志丹的老战友，又征集到一批珍贵的材料。”白黎说，1984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约他撰写《刘志丹传》，从那时候起，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对几百万字的材料进行系统研究。
　　1987年1月，白黎正式动笔，几易其稿，终于写成《刘志丹传》。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传》。“我的夙愿实现了！”耄耋之年的白黎内心充满喜悦。
　　2 《“三S”之行》写成：讲述《西行漫记》背后的故事
　　早在《刘志丹传》出版之前，白黎就在《红旗飘飘》《陕西日报》《延安日报》《群众艺术》等众多刊物上发表过毛泽东在保安的故事和刘志丹的故事。
　　“那时候，很多人说我写的都是一些小故事、小玩意儿，不登大雅之堂。”白黎说，他心里就暗暗盘算，一定要搞个大玩意儿出来，叫他们看看！
　　正好父亲送给他一本《西行漫记》。“因为父亲所带领的安塞游击队，在1936年曾保护斯诺和马海德从延安去安塞。”白黎说，所以当时《西行漫记》出版后，他的父亲才能拥有这本只有少数干部才能看到的书。“父亲很宝贝这本书，一直压在箱底，后来就给了我。”受此启发，白黎决定写斯诺。
　　当时一提出要写斯诺，白黎遭到了很多人的讽刺“。人家都叫我‘白斯诺’‘白梦想’。确实，那时候要写斯诺，那个难度就是登天。”但是大胆的白黎没有放弃，他东借西凑，凑了300块路费，背着绣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黄挎包，就只身去闯北京，开启了写斯诺的采访之路。在北京，白黎吃着8分钱一顿的饭，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写斯诺的约稿合同。
　　因为是从保安来的，白黎在北京的采访非常顺利。“我去采访叶子龙，他当年在保安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白黎说，“采访的时候叶子龙已经是北京市副市长了，我去北京市政府，去了两次连门都进不去。”后来经人推荐，白黎直接去了叶子龙家里。“叶子龙下班回来，一听说我是保安来的，非常热情，让我在他的家里连着采访了两个晚上，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斯诺当年在保安的情况。”
　　在北京，白黎还采访了毛泽东当年在保安的警卫员、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的翻译以及和斯诺一起去保安的马海德大夫，拿到了斯诺去保安、在保安的第一手材料。“当时采访确实艰苦，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苦了！但那时候，采访到这些素材是真高兴！”80岁的老人现在说起来眼睛里还是亮光闪闪。
　　回到志丹后，白黎就开始重走斯诺当年的采访路线，从志丹出发，一站一站，一直走到宁夏的预旺堡。
　　“资料齐备了，我就利用全部业余时间开始写斯诺。写到好故事、好情节，心情会特别舒畅。”成稿以后，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白黎很快就收到了要他到北京修改书稿的信。“在责任编辑的指导下，修改了40天。等我回到志丹，这本写斯诺的书就出版了。”
　　这本书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文艺报》专版推介，《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作专门介绍，天津广播电台连播，《杭州日报》连载44期。中国青年出版社趁热打铁，又先后和白黎签订了写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的约稿合同，并将这三本书成套出版发行，定名为《“三S”之行》：即《世纪行——记斯诺》《中国行——记史沫特莱》《东方行——记斯特朗》。
　　《“三S”之行》成套出版发行后，当时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议非常隆重。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的胡守文在讲话时说：“我们五十年代曾经约请三位作家写这三个人，结果都没有完稿，想不到在延安山沟沟里出现的一个小人物却写出了洋洋百万言的这么一套书。”
　　著名作家陈忠实赞白黎作品“达到了文史高度的统一”“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完美地统一起来了”。在陈忠实等人的介绍下，白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3 “红色”创作不停歇：讲好延安故事
　　“老牛自知黄昏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白黎红色文学创作的激情更甚。在担任志丹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的同时，白黎的红色文学创作从未停止过，一直到退休以后，依然笔耕不辍，坚持创作。
　　“这是我写的一个36集的电视剧剧本《落脚点》。”对着自己的新作，白黎一一向记者讲述。“毛主席说过，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所以我创作了《落脚点》，因为重名的原因改为《历史大转折》。”七八十万字的剧本，先后经过10次修改，目前正在审批。退休以后，白黎还先后创作了《红日出山》《红色漩涡中的李德》《延安与美国》《延安与苏联》等，当前正在创作《延安与日本》一书。
　　“延安是全国红色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举世公认的红色资源富矿区，延安本土作家从事红色题材写作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说：“白黎的红色纪实文学创作，为延安红色文学创作挣得了话语权，对延安本土作家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引导性意义。”
　　诗人曹谷溪说：“半个世纪的风雨，半个世纪的光华，在50年的创作之路上，白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红色’系列作品，为他在文学领域奠定了一块无可撼动的基石。”
　　延安评论家协会主席张宝泉说：“白黎所取得的红色文学创作成果，已经成为延安本土作家从事红色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如何乘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强劲东风，传承好延安红色基因，讲述好延安红色故事，延安作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前景光明。”
　　“虽然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还要继续写。”白黎说“，全国拍摄了好多有关延安的电影、电视剧，但基本都不是延安本地人写出来的。”
　　“延安精神所蕴含的能量，不仅可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更是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作为一名在延安红色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编剧，张金平表示，挖掘、整理和升华延安故事，用自己的笔墨、用更适应当代人阅读和观赏的形式去创作，展示延安、赞美延安、歌颂延安，一直是自己内心对于创作的最高追求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