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背柴（资料图片）
梁广智担水（资料图片）
　 “孙老师是我一生的贵人，是他帮我绘就了人生蓝图。”已经从教师岗位退休的白延琴老师提起孙老师，激动不已。“他既是我的老师，也像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人生，没有我的职业，他是我一生要感恩的人。”
　　孙老师名叫孙殿良，北京25中高67届毕业生，1969年1月来到延安枣园公社裴庄插队，是当年第一批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1971年1月到甘谷驿学校任教，从五年级数学到初中、高中物理，他都带。还兼职班主任、共青团、广播、电工等工作，连续多年被评为学校和市级先进教师，197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初来陕北，满目荒凉。这里的生产方式落后，文化科学知识缺乏，农民劳苦而贫困，城乡文化生活水平差距非常大。这大概是当年北京知青到延安的第一印象，也应该是当年落后的农村的真实写照。
　　孙老师来到甘谷驿学校后，看到学校的寄宿生从几十里外的山村背粮上学，十几个人住在一个窑洞宿舍，晚上在煤油灯下刻苦学习。村民们都希望老师能够严格要求孩子，流露出望子成龙的迫切。落后的面貌、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家长的期望，引燃了孙老师倾心教育事业的热情。
　　“在我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教算术的北京老师。他高高的个头，魁梧的身材，大大的国字脸，粗粗的眉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特别和蔼可亲。”白延琴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孙老师的情形。
　　“我的算术从小就不好，每次考试才能考十几分，在班上排名常常是倒数第一。自从孙老师带上我们的算术课以后，他常常家访，找家长谈心，了解每个孩子的学习情况，一点点帮我们补习落下的功课，我的算术成绩从起初的十几分考到二十几分，再到后来的九十几分，最高一次是109分，成绩从班级最后一名到名列前茅。自此以后，我对算术的学习越来越有信心，算术为我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中学后，我的物理成绩也越来越好。”时隔50多年，白延琴对这些事情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孙老师是我中学的物理老师，他喜欢用实物教学。当讲到电的时候，因为村子通电时间不长，好多学生都没有电的概念。孙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到有电器的房间边看边记，灯泡、水泵、扩音器等电器的瓦数是多少，电器每小时所耗费的电量是多少，现场记录现场算，一下子就让同学们对这个抽象的学科有了直观的了解。”在家务农的常建军对孙老师这种教学方式记忆深刻。
　　受母校老师和校训的熏陶，孙老师在教学中特别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质和理想信念的教育。他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对知识的不同接受能力，在授课时就理论联系实际，将教材中的知识点讲透，让学生们都能听得懂，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分析解题能力，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也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在白延琴的印象中，孙老师的讲义总是整整齐齐，板书总是一丝不苟，上课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同学们在他的课堂上都听得非常认真。当时学校提倡半工半读，课后，孙老师便带同学们种地、拾粪、养兔、打坝，还挖过沼泽地，砍过编筐的柳条。同学们跟着孙老师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从课堂到山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次，孙老师带着同学们去5公里开外的甘谷驿代家沟种谷子，路途中间隔着一条延河，没有桥，每次都是蹚着水过河。特别是遇下雨发洪水后，过河更是困难。女生有时候遇到水文站测水位的小吊车，可以蹭车过河；有时候借水文站的水裤过河，但一不小心，脚就会陷到泥滩中拔不出来。每当这时候，老师和同学们就会相互拉扯着走出泥滩。从播种到收割，同学们不知道蹚过多少次河，陷过多少次泥潭。到秋收的时候，孙老师带着同学们把割好的谷子整成捆，一捆一捆背到山下，整整齐齐地码到打谷场，形成一道长长的谷墙。这时候，丰收的喜悦和笑声就会荡漾在谷场上空，引来村民的交口称赞。
　　甘谷驿史家背河村是孙老师带着学生们打坝的地方，距学校有三十多公里。一次，孙老师带着学生们背着铺盖卷步行几十里山路来到老乡家住下，开始参加村里的劳动。师生们每天挖山、拉土、填坝，从山上到山下，不停来回往返。同学们虽然汗流浃背，但还是争先恐后地干活，打坝场面热火朝天。“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都想比别人多拉一车，有的同学受伤了也要坚持。”常建军回忆道。半个月打坝结束后，由于同学们表现优秀，积分最多，甘谷驿史家背河村生产队敲锣打鼓把同学们送回了学校。孙老师因此也在时任校党委书记张宗民的推荐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都喜欢跟着孙老师学习，跟着孙老师劳动，喜欢看他笑眯眯的眼睛，听他爽朗的笑声和浓重的北京口音。但是有一次，孙老师突然在课堂晕倒，全身抽搐，同学们吓得大叫起来。闻风而来的老师手忙脚乱，把筷子硬塞进孙老师的嘴巴，才免得孙老师咬烂自己的舌头。”等他清醒后，有人给孙老师送来了小米粥，有人送来了拌汤。后来才知道，孙老师曾经在一次劳动中意外摔倒，头部撞在石头上昏迷过去。村民把孙老师送到当时的延安地区医院抢救，做了开颅手术，六天六夜之后，孙老师才恢复意识，因此留下了外伤性癫痫病，影响着他日后的生活工作。但孙老师却说，是延安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要努力工作，报答延安人民。
　　为了照顾年过九旬的父母，1981年，孙老师申请调回北京工作。得知这个消息后，白延琴已在洛川师范上学，她连夜给她最敬爱的孙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敬仰与不舍之情。因为没有地址，信一直没有寄出，保存至今。
　　“我不舍得离开延安，不舍得离开甘谷驿的同学和老师们。我对延安有着深厚的感情，调回北京也是因为家中老人无人照顾，迫不得已。”
　　回到北京后，孙老师一直惦记着生活和工作过13年的延安，但因癫痫病，他不敢独自出门。2005年，孙老师的癫痫病又一次大发作，经过友谊医院三天三夜的抢救，他才苏醒过来，导致记忆力受到更大伤害。回到办公室后，孙老师连同事的名字都想不起。但对延安的人和事，他从没忘记，一直希望家人能够陪伴他再回延安。这一心愿，终于在外孙考上大学后，得以实现。
　　2019年8月29日，在女儿、外孙、老伴的陪伴下，74岁的孙老师终于回到阔别38年的延安，见到了同学、同事和老乡们。到达延安时，已是黄昏。虽是暑假，老师和同学们30多人已在甘谷驿中学门口等候多时。
　　孙老师激动得与大家握手相拥。
　　“你还认得我们吗？”
　　“认得认得，冬娃，兰兰，跟柱，改改……”一个个小名竟然那么准确地叫了出来。虽然记忆受过创伤，但看到一张张淳朴的笑脸，孙老师依然清晰记得同学的小名，记得喝过谁家的小米粥、吃过谁家的红薯。大家簇拥着孙老师，追忆着往事年华。
　　甘谷驿学校后来改名甘谷驿中学，校园里窗明几净的新楼房取代了土窑洞，操场上醒目的塑胶跑道代替了尘土飞扬的地面，悦耳动听的电子铃声取代了挂在老槐树上的古钟声。甘谷驿中学四周山上的植被郁郁葱葱，素有“龙须沟”之称的小溪清澈见底，甘谷驿古镇建设工地上各种机械发出隆隆的声音。村民走出了低矮潮湿的窑洞，住进了宽敞明亮、功能齐全的单元楼房，私家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停车位上。山绿了，水清了，“一村一品”政策落地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村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再看看自己当年的学生，一个个成长为农业生产能手、养蜂大王、作家、书法家、全国模范教师以及政府领导等等，孙老师眯着眼睛乐呵呵地与师生欢聚一堂，叙旧话新，不由发出“延安新景看不尽，肤施何朝此繁荣”的感慨。
　　知青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孙老师只是延安两万多名知青中的一员，但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最真实、最基层、最落后的一面，并且为之付出了青春、心血和汗水。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拓荒牛，默默为农村架起一座独具力量和弹性的发展桥梁；他们是那个年代的老黄牛，默默吃苦不诉苦；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孺子牛，默默舍出身子为百姓办实事；他们是新中国播撒的星星之火，照亮了新时代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