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五六岁开始吧，对清明的期盼不亚于过年。因为正月过后，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所谓“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只有清明的那一天，家里才会蒸白馍，捏花馍。
　　不仅仅是这些。裹了一冬的棉衣终于可以褪下身来了，干活的时候甚至可以光着膀子，让明晃晃的太阳在汗珠上耀。“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落寞了一个冬季的田野开始躁动，桃红柳绿花黄。风变得绵软了许多，抹在脸上痒痒的，就想跳，就想唱。半坡上的婆姨女子，还有半大不小的孩子，每人挎着一只篮子，捡野菜。那时候没有反季节的蔬菜，吃了一冬的腌咸菜，早就腻味了，期盼着碗里见绿呢。这个时候能吃的野菜已经很多了，芨芨菜可以下面，光光的，滑滑的，刚进嘴，“哧溜”一声便下去了；蒲公英用开水一过，放上些调料，味道也不错；最能当饭吃的是白蒿，这时候刚抽出嫩芽，捡回去和上些面蒸，便成了菜疙瘩，油盐辣子一拌，香喷喷的，着实开胃。然而孩子们期盼的并不是这些。清明的时候除了蒸白馍，母亲还会和别家一样捏很多好看的面花。这些面花挂在墙上一点点地风干，特别馋的时候拿下来一个嚼嚼，满嘴生香，感觉特别解馋。除了面花，母亲还会做非常好看的荷包、披肩、挂牌等刺绣，花花绿绿的，清明那天挂在脖子上。因为刺绣里面镶着锡纸，太阳下一照，闪闪发光，成了村里的一道新鲜风景。最稀罕的是村里的婆姨女子们，她们对自己的手艺心里没谱，便捉了别家的孩子仔细研究，博采众长，来年就会弄出新的花样儿来了。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打秋千了。每年清明前的那段时间，我们便开始和父亲讨论挂秋千的位置。上院的两棵树可以挂，毕竟太低了些，荡起来不过瘾；门前的空地上栽两根树干，绑上绳子便是秋千，打起来虎虎生风，于是便候了一群孩子排队。我们比赛看谁荡得高、荡得远。大人们终于耐不住了，在城墙边搭起了一架高高的秋千，荡起来能看见城墙外面的风景。有一次大哥带着我荡了一回，但觉耳边呼呼风声，心跳加速，血气上涌。我赶紧闭上眼睛，感觉自己真的是上天了啊！
　　黄土高原上的山峁都是土，山上到处都是胶泥，红色的胶泥遇水后变得很黏，干燥后很结实，适合做瓦盆。村里经常来一些外地人在这里做瓦盆。瓦盆是手工拉成的，形状各异，烧成后用还原焰熏成黑色，各家买回去后做面盆和送饭的罐罐。清明是开地的时节。耕地是男劳力的活。为了赶早，他们往往凌晨三点多便起来了。套好牛，睡眼稀松地来到地里，满天的繁星一闪一闪，万籁俱寂，只有人的咳嗽声和牛粗壮的呼吸声。晨曦中，吆喝声此起彼伏，一块块褐色的土地散发着腾腾的雾气，像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巴比松油画，非常优美。会耕地的人边耕边睡，他们眯着眼、扶着犁，半醒半睡地耕着。牛也听话，不紧不慢地走着，到了地头会自然地停下来，耕地的人睁开眼睛，提起犁杖吆喝一声，回过头插下犁，然后再闭上眼，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熬到天亮，地也耕得差不多了，然后躺在松软的土地上，枕着土布鞋酣然入睡。日头升起的时候，各家的女人便会挑着黑色的罐罐翻山越岭来到山上，一边是米汤，一边是青菜和馒头。蜿蜒的山路上，七八个女人挑着饭篓往上走，长长的辫子来回飞舞，红扑扑的脸蛋冒着热气，好看的腰肢左右摇晃，扁担忽闪忽闪地上下跳跃，不一会儿就到了山洼。这时候是女人最幸福的时间，看着劳作了半天的男人狼吞虎咽，女人很兴奋。几家人同时在一起吃饭，谁的茶饭好，谁的瓦罐亮，谁的馒头蒸得好，一眼就知道了。饭菜好，男人的脸上也有光，回到家里自然少不了对女人的夸赞。其实家里的饭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没有比较，显示不出来罢了。于是，一些妇女每年都在盼春耕的日子，高高的山峁上可以让她们美美地扬眉吐气一回。有几次，我缠着母亲要跟她一起到峁上送饭，父亲见我来了，自是满心欢喜。说来也怪，同样的饭菜，在地里吃起来就比在家里香，以至于父亲都没吃饱，母亲后来便不愿再带我去了。
　　不去便不去，可玩的项目多着呢。先是打瓦。孩子们褪去了身上厚重的棉衣，轻盈得能上天。我们将残缺的瓦块竖在十多米远的地方，用小石块击打，比赛看谁击倒的次数多；男孩用废旧的书籍叠成方块状的“宝”，一方守，一方攻，势大力沉的赢。厚厚的一沓子“宝”，晚上睡梦里都能笑醒。刚抽芽的柳条折上一枝，把外边那一层皮褪下来，造成长短不一的“笛子”，悠悠地吹，声音又脆又亮……
　　当然，清明节那天，我们晚辈也会随父亲去上坟。坟里埋着我们素未谋面的爷爷奶奶。坟头上插满了花花绿绿的“树”。父亲点燃香纸后作了几个揖，然后说一些每年清明节都会说的话。我们跪在周边等着磕头，全然不顾父亲绵长的忧伤，似乎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