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把干农活称为受苦。农民、庄稼汉自然就被称为受苦人了。
　　受苦当然就是受罪。“面朝黄土背朝天，东山日头背西山”就是受苦人一生最好的写照。受苦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像鲤鱼那样跳出龙门，成为公家人。哪家要是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了身份，顿时就会成为全村人眼红的对象。
　　公家人和受苦人的身份曾经乾坤倒转过一次。那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听村里年纪大些的人讲，当时干部或工人一个月工资不够买一口袋洋芋。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根本养不活一家人，不少人辞了铁饭碗回到家乡捧起了泥饭碗，又重新当起了受苦人。我们村里也有好几个这样身份倒转的人，有的还是从大城市回来的，想必他们肯定后悔了一辈子。
　　担水、砍柴是每个农村孩子最先学会的“受苦”。
　　我十岁左右开始担水。木桶很沉，铁桶很轻。刚学会挑水的小孩子是挑不起来空木桶的，更遑论盛满水的木桶了。我们小时候只能挑起半铁桶水，就这样也是走一段歇一段。我们村的水井就在我们家窑洞的坡下，这也是我们居住地——“井沟”沟名的来历。
　　从深井里打水，对于我们刚学会担水的这些小孩来说，是根本无法掌握的。我们连打水用的长木棍和水钩子都举不起来，一般是让来担水的大人帮我们打水。长大一些后，我则开始学打水。每次打水的时候，我用打水钩子把铁桶吊到井下，桶底在水面摆几下，突然一按，铁桶就沉下去了。随后猛地一拽，“哗啦”一声，铁桶就浮出了水面。然后我就把桶从深井中拉出来。我曾试过给木桶打水，把木桶放入井底后，木桶浮在水面，任凭我怎么按都按不下去。
　　打水的时候，力度掌握不好，水桶就脱钩了，铁桶一下就沉底了。要想再次将铁桶从水底打捞起来是很困难的。由于井很深，人必须完全趴在井边，半个身子探进井口，摸索好一会才能把沉在水底的铁桶捞起来。而木桶即便脱钩了也不会沉，打捞则不费吹灰之力。
　　四年级那年的暑假，我开始学砍柴了！对于砍好的柴，先是背，年龄稍大些就学会了挑。挑柴的时候，我用自己编的草绳把砍好的柴紧紧捆成均匀的两捆，先给尖尖的扁担一头刺一捆，再给扁担的另一头刺另一捆。这一步也很有学问，要刺得恰到好处，刺得浅了柴捆会掉，刺得深了会把柴捆刺穿。穿了的话，担着两捆柴走的时候，人会失去平衡。
　　背着柴走就没有担着柴走得快。扁担是富有弹性的，随着挑担人的行走而在人的肩膀上有节奏地上下跳跃，形成一种惯性。挑担人走得越快，反而越轻松。
　　后来，我耕种锄收样样精通。割麦子、打猪草、掏小蒜、挖药材、犁地、锄地，拦羊、拦牛、拦驴、拦骡子这类的活计也都干过。牛最好拦，很听话，拦骡子则是有风险的，弄不好，会被踢。
　　割麦子则是很苦的农活。麦熟的时候是陕北最热的季节，每天鸡叫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得上山割麦。常常是天不亮已经到麦地里了。凉凉快快地割起来，一直要割到中午。然后挑着一担麦捆，回家吃饭和午睡。有的割麦人午饭后则来到最深的河里或坝里戏水，这是受苦人比较好的一种休息和放松方式。下午三四点钟，再上山割麦子，一直要割到晚上天黑才能收工。
　　我上中学后，暑假的时候，也经常帮家里人收麦子。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地。我常常是天不亮就跟爷爷、爸爸上山割麦。午饭后，往麦地里一躺，一睡就是几个小时。起来之后继续割麦，天完全黑了才能回去。这样弯腰割麦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累得几乎不想吃饭，回家之后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又得起来上山。走在路上，人还是迷迷糊糊的；到了地里，方才完全清醒。真应了那句歌词：“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
　　最难的受苦是锄谷苗和耕地。锄草是每个受苦人都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活，而锄谷苗又是最难的。种谷子时候，为了保证成活率，必须撒一把种子到土里面，而不是一颗。等到种苗长出来以后，第一次锄草的时候，必须把草和多余的种苗全锄掉，只留一株或两株最好的苗子。这可是一项精细活，要特别细心。因为一簇种苗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稍微掌握不好，就会把好苗锄掉，留下劣苗，或者干脆把这一簇苗子全部锄掉。
　　犁地，就是给耕牛或骡子套上绳套，绑上犁，耕牛在前面拉着犁，耕地人在后面扶着犁进行耕地的一种劳作。有时候一头牛单独犁地，有时候是两头牛套在一起协同作战。在人们的印象中，老黄牛任劳任怨、忍气吞声，其实不然，耕牛也是欺软怕硬的。如果犁地人强势，吆五喝六的同时，不时拿鞭子抽打牛几下，这老黄牛就特别听话。如果耕牛发现犁地人软弱可欺，它就行走缓慢，或者压根儿站着不动，任凭犁地人喊破嗓子也没用。
　　根据状况不同，犁地人喊出各种荡气回肠的吆喝。如果是在高山上，那吆喝声就能在群山里形成无数个回声，此起彼伏久久飘荡，这就是陕北受苦人所说的“拦羊嗓子回牛声”中的“回牛声”。
　　磨地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受苦方式。就是在犁好的高低不平的虚土上铺一个磨伐，磨伐和陕北的窑洞上安装的一扇门大小差不多。磨伐上面站一个人，拽着牛尾巴，由牛拉着磨伐来回走，将虚土摊平。站在磨伐上的这个人，就成了最轻松的一个受苦人。
　　小孩子喜欢的受苦方式是扬场。大人把要剥离的粮食在场里用木锨扬得高高的，小孩子站到扬起的粮食下面，粮食落下砸在头上，就像雨滴落下来一样，痒痒的，好玩极了。
　　最精美的劳动场面就是就是打连枷。连枷是用来脱粒的一种农具，受苦人把从地里收割回来的庄稼铺在场里，几个拿着连枷的人相向站成两排，这排人把连枷打下去，那排人把连枷举起来。按着节奏交替拍打，前后左右，边打边移动，配合得天衣无缝，煞是好看。
　　最享福的受苦则是看护瓜园果园。记得我小时候，外爷和舅舅都承包过生产队的苹果园，在满园的苹果树下又种了西瓜和小瓜。夏季收获西瓜、小瓜，秋季收获苹果。每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去外爷家帮外爷和舅舅看护瓜果园，带些课本或课外书，躺在苹果树下看书。看累了，睡一觉；饿了渴了，就随手摘颗西瓜或小瓜吃起来。
　　外爷在果园里搭起很高的木架床，铺上木板，放上铺盖，就可以在木架床上睡觉了。搭木架床也是有学问的，至少得搭两米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晚上湿气很大，长此以往，人会得风湿。果园位于半山腰上，离果园不远处就有几座坟墓。那时候虽然年纪小，胆子倒是不小，晚上竟然在木架床上也能睡得着。陕北的夏天本就凉快，睡在半山腰的木架床上，凉风习习，很是舒服。
　　瓜果成熟的季节，满山飘着浓浓的果香味。尤其是陕北小瓜的香味更是沁人心脾，来果园串门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品尝。我和舅舅拉着车走村串庄地卖西瓜小瓜，花钱的买主几乎没有，都是拿玉米来换。
　　陕北的受苦人发牢骚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咱有个受苦到头了，谁还能把咱老镢头夺走啊？！”是的，受苦人的老镢头正在被夺走。夺走老镢头的，恰恰是这个时代，这种沿袭了几千年的劳作方式已经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