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亿万人向往的地方，我曾多次访问延安，也阅读过不少写延安的作品。前段时间，40多年前结识的延安朋友师银笙突然发来信息，请我为他的《延安群星闪耀》一书写序。看到他发来的书稿，我立即陷入对往事无限的回忆当中。
　　1964年，我供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李季为扩大刊物影响力，派专人去延安组稿，并于七月号发了延安业余作者的5篇散文。其中一篇的作者是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师银笙。七十年代中期我去延安，在地区文创室的院子里巧遇银笙，原以为他早进入文艺队伍，交谈后才知他调到地区报社做记者，从此一干就是30年，成为省内外的名记者，后来担任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新闻和文学虽然是两股道，但他在繁忙的采编之余仍不忘文学创作，不时有短章在中央和地方媒体露面。他陆续出版了几部散文集和长篇传记《谢子长将军传》，作品多次获奖，先后有6篇文章收入中小学教材。文学前辈、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老人曾拨冗为他的散文集《我心最辽远》作序。序言中，深情写道：“是一本以其真实的感受、质朴的文笔、广博的知识和厚重的生活内涵为突出特色的作品。”他推荐的《延安武鼓》很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中。陕西散文界的旗手李若冰先生在评论中称赞说：“银笙钟情于延安，钟情于陕北。他饱蘸笔墨、激情洋溢、勤奋耕作、矢志不渝，不愧是一位塑造陕北的散文家。”著名评论家肖云儒也撰文称他是“功率和火力比较大的一辆两栖坦克”。进入21世纪，他跳出纷繁的行政事务，扑入宋代烟云之中，又先后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编写了50多万字的散文集《情满陕北》。当写沈括的长篇《狼烟》出版后，陕西作协副主席赵熙为这部长篇写的评论在《文学报》刊登。重庆一所大学对学生最爱读的100部小说进行了调查排名，《狼烟》位次还排在前面。
　　与银笙多次接触，深刻感受到他正直、质朴、憨厚、谦恭。在文学活动中，他极少说话，常常只带耳朵认真地听，不时记下老师和文友的金言，像海绵一样充实自己并连续收获硕果。这次他奉献的《延安群星闪耀》一改过去情景交融的抒情文路，充分发挥特写真实性、亲切性、随意性的特点，用“延安”串起人生的大小往事，朴素自然地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展现出几十位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把这些篇章联系起来，就能让人清晰地看到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辛曲折却不断胜利的光辉之路。
　　新闻界有一句行话叫“拾到篮里都是菜。”记者职业让他成为生活中的“有心人”。他走遍陕北各县和延安的所有乡镇，每当碰到有关延安的书籍和资料，他都收入箧中；听到故事，他都随手记下来。日积月累，他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资料宝库。在忙碌地工作中，这些东西似乎只是“死宝”；但在脱开俗务静下心来，储存在心里的那些人物、事件常萦绕在脑海。他没有经历过风云激荡的战争年月，也没有在党史系统自由奔驰的便利，他最大的方便是在底层社会中摸滚跋涉。延安这方土地让他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命运是老一辈革命家走出来的，让他感受到当年斗争面临的艰苦、危难、险恶、威胁。他深刻地认识到，弘扬一辈辈传承的“草鞋铁脚”“小米加步枪”的革命精神，是一个延安写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他没有条件书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纵横捭阖的丰功伟绩、宏大篇章，只能以一个后来者的目光审视，摘取历史长河中的五彩浪花。他笔耕不辍、思维不辍、读学不辍，我看过他多篇写老一辈革命家的篇章，史料详实、笔触素净、内涵深远、情感特别浓烈，给人一种平和却绚丽、朴实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1972年，当他亲眼见到回延安的周总理时，激动和崇敬不时在胸中翻腾，就将总理回延安24小时的星星点点以及留存在心中的故事和“雪”糅合在一起，不仅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也表达了延安群众甚至是全国民众的心声。
　　让我惊讶的是，这部书一下推出了30多位从延安走出的红色作家，单从规模来看就不可小觑。这批作家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或多或少地饮过延河水。他们不仅是杰出的作家和记者，更是坚定勇敢的战士，可谓“文武双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毅然从军入伍，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淘洗自己，因而对革命有着深切体验，也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他们的写作自然从家国仇恨、英雄传奇的角度出发，用浓墨重彩歌颂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歌颂用血肉之躯创造新生活的革命战士，书写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这些作品创造了文学的辉煌，也为当代文学铺垫出明亮、厚重的主色调，成为“洪钟大吕”式的红色文学经典。他们还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熔炉中淬炼自己，描写改天换地、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为我们留存了一幅幅感天动地的建设画卷。这批作家是推动共和国前进的奋斗者，是镌刻共和国年轮的搏击者。对这些知名作家我写过不少，甚至对他们的生活趣事都熟稔在心，给社会留下不少脉搏跃动、感人至深的妙文。银笙所处的环境自然不能和他们相比，一个名副其实的业余作家为什么在人生的黄昏阶段敢揽这个“瓷器”活、敢于自讨苦吃？可能是他当了28年市作协主席，接触过不少来延的红色作家，被他们的文品和人品所感染就自挑重担。说透了，是对文学和延安双重的真爱让他立此志向。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作者一生没离开过延安这片土地，对于给这片土地带来荣光的人念念不忘，恨不得把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宝塔山上。但要为这么多作家写传，既要读他们的作品，还要了解他们人生的经历及文学贡献，仅搜集资料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四五年间，作者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终于摘得又一枚硕果。
　　提到作家特别是有大名气的作家，读者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对作家本人知道得并不多。这本书把侧重点放在介绍作家的人生轨迹上，读者读后自然会得出“只有这样的人生才能写出各自照亮一方山河杰作”。我们展纸阅读，一个个鲜活而令人尊崇的形象站立在我们面前。作者用绘声绘色而情感深挚的动感文字还原了这批红色作家。我突然想起晚唐诗人杜荀鹤“与君剩采江山景，裁取新诗入帝乡”。作者曾在中央、省级报刊上发过多篇人物通讯，新闻优势嫁接在文艺特写中自然浓淡相济，自然如鱼得水。熟识的散文家刘成章曾称赞说：“写人是银笙的长项。”他善于通过具体的、立体的、可感的特点来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还善于在平静的叙述中穿插鲜为人知而凸显人物性格的感人故事，使一个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无疑是本书的显著特色。如他写的不畏艰险三进延安的陈学昭、勇敢冲入战火不怕牺牲的周立波、盖着大地图结婚的郭小川、为战友和乡亲们呼喊的魏巍、生性倔强任性的萧军、和农民心心相印的柳青……在战争间隙，这些作家胸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大志，写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所见所闻，重现当年原汁原味的真实存在和时代生活，宣扬了革命历史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张扬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民族精神，既表现了他们参加革命的“初心”，又开创了当代文学的辉煌，奠定了表达时代和人民心声的现实主义文学基调，在当下的文艺界尤应奉举，今后的文学道路也要继承发扬。
　　当我写这篇小序时，正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在医护人员中，我看到耄耋院士和许多90后的面孔，揪心中又深深感动。他们和当年的红色作家们一样冲锋陷阵，也许是从那些红色经典中汲取的力量。红色作家永生，红色经典永存。从这个意义来讲，银笙这本书不但能让我们缅怀那火红的时代和文坛勇士，对下一代也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让人略感不足的是，当年延安生活的作家还有很多，其他战线的精英更是成千上万，若能发动更多有志之士共撰一部《圣地人物志》，不仅在“延安学”研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门类，更有益于党史、军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