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才在看书
　　99岁的李金才坐在高凳上，左手拿着放大镜，细细地看着书报，生怕漏掉一个字。
　　见有客人来，李老赶忙张罗着说：“拉板凳，拉板凳。”
　　身材不高、精神矍铄、和蔼豁达——初次见面，李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到抗日战争胜利，从蒋介石发动内战到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从新中国建立到国家日益富强，李金才亲历和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百年沧桑。
　　而他的故事，不仅是他自己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年轻的李金才许下对党的承诺
　　1922年7月28日，李金才出生于富县茶坊镇杨家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军阀混战、纷争不断，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便是李老的童年记忆。
　　“10岁的时候，父母看我身子骨弱，干不了重活儿，就送我去上学。那时候，活着都很艰难了，更别奢求其他的了。”李老感慨地说“，是他们的坚持，让我有了接触新思想的机会。他们那会就常说，娃呀，学下知识就能改变你的命运，再苦你都得学下去。”
　　在学校，他认识了刘世昌、罗锦玉、陈世忠等进步学生，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毛泽东……任何一个与之有关的话题，都足以让这群年轻人彻夜深谈、激情澎湃。
　　一颗红心渐渐燃起了希望、热情，还有忠诚。
　　“辛忠贤，就是他介绍我入的党。”李老右手微微颤抖，在左手掌慢慢写下“辛忠贤”三个字，这个名字，他记在心里一辈子了。
　　1940年2月，陕北的深夜还很冷，在鄜县第一完小的窑洞里，煤油灯的星火有些微弱，但18岁的李金才一脸英气，他的眼睛在魏国峰、辛忠贤等同学的话语中慢慢潮湿、坚定。
　　“前段时间有个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军活埋了，你怕不怕？”
　　“我不怕！”
　　“组织会交给你不同的、艰巨的任务，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你能完成不？”
　　“我能！”
　　“我宣誓……”年轻的李金才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7年3月，胡宗南率25万大军进犯延安。25岁的李金才，已经毕业回家，成为岔口乡畔上村的一名小学老师。
　　隐秘、重要、危险——他这样定义自己的任务，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事关党和同志们的安危。
　　“吃过晚饭以后，从东门出去，坐上一条小船，对面的人一拉绳，船便慢悠悠地过去了。到了对岸以后，想办法和地下党的同志联络，把提前准备好的纸条递出去。”每当讲起这段经历，李老总是很激动。
　　当时的游击队队伍逐渐壮大，粮食和军用物资匮乏，急需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李老便和党员们一起，组织乡民们筹粮食、做军鞋，送给游击队。
　　“我们就是前线战士最强大的后盾，他们早一日凯旋，咱们就早一天过上好日子。”李金才经常这样跟乡亲们讲。
　　就这样，在他们和当地百姓的努力下，游击队没有了“后顾之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有一天，国民党突然把岔口乡的青壮劳力都集中起来，送到卜巷村修寨子。得知消息的李老暗自兴奋：“机会来了！”他赶紧把头发剃光，给脸抹上黄土，乔装好以后跟着大家进了村。
　　多年的地下工作已经将他锻炼成一名出色的“侦探”。他像其他青壮劳力一样喝开水、吃冷馍、干重活儿，时常有意接近保警队员和敌乡长，套近乎、拉关系，混熟了以后伺机打探国民党人数、武器装备和兵力部署等情况，然后想办法把消息递给游击队。
　　1947年的中秋节，李金才终生难忘。
　　那天下着雨，伴着秋天的凉意有些渗骨，游击队的队员们衣服都淋湿了，帽檐上一滴一滴地掉着雨点。
　　“大家带着乡亲们从王乐村转移到张家塬，我们要攻打卜巷寨子了。”游击队队长的话让李金才他们为之一振，终于要拔掉这个“眼中钉”了。
　　乡民们也高兴极了，在两面山上插上了消息树，给游击队送信，发现敌人来了就把树压倒。从畔上到村里，大家打扫房子，准备柴、水，掩护游击队队员和党员们，同仇敌忾。
　　1948年春，胡宗南部溃败南逃。
　　“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李老目光坚定，拄着单拐，挪着细碎的步子，从抽屉里拿出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沧桑的双手摩挲着。
　  和平年代依然要发光发热
　　1949年初，李金才任富县税务局会计，后调任邮政局局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邮递员。
　　“当时邮政局只有三个人，下面有八九个邮差负责担送邮件。”李老回忆道。
　　每天天还没亮，他就背着绿色的油布包，拿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到邮电所和同志们一起分拣好当天要送的报刊和信件，然后再到片区投递，一般快到晚饭时间才能到家。
　　他们送件的地址，近到洛川、黄陵、甘泉、宜川，远到甘肃合水，一天往返几十里路。有的地方自行车上不去，就推着车前行，走累了就折根树枝当拐杖，晴天顶烈日，雨天两脚泥。
　　在城区还好，能抽空回家吃顿热乎饭，要是去了村里，装上两个冷馍，军用壶里喝口冷水，就对付了。
　　“不分职务，工资都一样，每人每月3块钱。”李老伸出三根指头比划着，“但是同志们工作的积极性高呀！”
　　“那时候的除夕夜，我爸从没有回来吃过一顿年夜饭，他总说，年底了，大家的信件和包裹都带着问候、思念和祝福，不管是寄件人还是收件人，都急得很。”儿媳妇张艾香说，“他就赶在年前把该送的都送完，让大家都能过个安稳年。”
　　1954年，富县县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李老当选为县委委员，调县委任副秘书长。1958年，富洛合县，李老调任洛川民政局任局长。1959年1月，调回洛川三中（鄜县中学）任书记。1962年，到城关公社任书记。70年代初，他和袁志西筹建印刷厂，建成后任书记，直到80年代退休。
　　“每天都读书看报，看新闻联播，这么大年纪了，你问他国家大事，说得头头是道。”张艾香说，“还老想着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
　　“跟上共产党，我才从苦日子里爬出来，有幸活到了新时代，亲眼见证了党和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和我的后辈们都要记党恩，跟党走，永奋进！”李金才老人坚定地说。
　　戎马半生，勤政半生，李金才的一生，平凡而荣光。
　　记者手记
　　李金才的一生，像极了雷锋口中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
　　战争年代，李金才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送情报、当先锋，缝军衣、纳军鞋。和平年代，他们解甲归田，躬耕乡野，艰苦朴素，奉献余热，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初心不变。
　　李金才的一生，像极了焦裕禄“人民公仆”式的好干部，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他没有因子女的事找关系、走后门、谋私利，五个子女两个下岗、一个离岗，两个在农村。“党的政策好，他们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自主创业，发挥才干，日子过得很好。”李老欣慰地说。
　　——这才是我辈之楷模，山河锦绣，您还健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