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知青在劳动（资料图片）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插队到延安。那时候，陕北的经济发展落后，乡亲们的生活很苦，很多地方，特别是山区的乡亲们经常吃不饱饭，衣不遮体。有的社员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年底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倒找几分饭钱。有的家庭穷得一年只能在春节买二角钱的酱油、五分钱的醋。但就是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这里的乡亲们仍待我们像亲人一般，有什么好吃的，哪怕他们不吃或者少吃，也要让给我们吃。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离开那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五十多年了，但我仍然记得他们。
　　那时候，我们的队长叫王礼正，中等个头，干瘦，嘴上整天叨个烟袋。因为上工敲的钟在我们院里，他每天一早都要来我们院子敲钟。敲完钟，他还要到我们窗前喊：“起床了，下地了！”直到有人答应，他才肯离开。
　　年轻人恋床，特别是冬天，更不愿离开暖和的被窝。很多次，我们都等他走后又蒙头继续睡。为了让我们及时起床上工，他就站在我们窗前叫我们。一次叫不醒，就叫两次，两次不行就叫三次，一定要看到我们走出窑洞才善罢甘休。
　　有一段时间，住在我们附近的解放军驻黄龙县中队的那只牧羊犬不打算养了，我们就把它拉回家，养了起来。这条狗好像能认识人，只要是知青，哪怕是临时路过讨水喝的它也不咬；可要是社员来了，它立刻就六亲不认。有一次，我们没把它看住，它差点咬到王队长。从此以后，王队长就很少到我们院里来。非来不可时，老远就喊我们，让我们把狗看好。王队长家养过一头猪，因为我们不满他对我们的严厉，一位知青趁人不备时，用铁锹将猪尾巴铲掉了。那段时间，王队长见人就说：“我家小猪的尾巴不知怎么没了。”我们几个则躲在一边偷偷乐。
　　乡亲中必须要大书特书的是大叔刘世增。他为人正直、豪爽、仗义，还有一副热心肠，干活也是多面手，是生产队中不可多得的骨干。我们到黄龙没多久就赶上春节，队里安排我们分别到各家吃年夜饭。同学中年纪最小的孙建军就分到了他家。他们对孙建军就像对自己回家的孩子一样热情，竭尽所能地款待孙建军。
　　老贫农沈满斗是队里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贫农代表。他是曾肆虐黄龙多年的柳拐病的典型受害者。由于生病，他四肢的关节都粗大变形，走路歪歪扭扭，胳膊也伸不直，就连手指关节也变粗，手指都合不到一起。但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乐观豁达地面对生活，认真做好每项工作。
　　还有身高马大的会计邢占立，说话木讷、干活不惜力气的李金斗。许多社员的名字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满斗、满仓、金斗，这些名字听起来很是响亮，但现实生活却不给他们一点点希望。社员李满堂兄弟四人，三个哥哥都已成家，只有老四有些智障，十几岁了还不会数数。家中老父亲早年摔瘫了，母亲年老体弱，不能下地干活。三个成家的哥哥都自顾不暇，只有找不到媳妇成家的老四能够凭借苦力挣点工分，养活两位老人。
　　延安，我的第二故乡。当时的那里虽然贫困，但我依然依恋。因为那里有着淳朴善良、陪伴我度过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