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的11月17日，路遥犹如一颗明亮的辰星陨落天际，离开了热爱他的万千读者，离开了这个喧嚣而又充满希望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到延安大学读书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蓄了充足的能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今天，我们带着对路遥的追思和悼念，让时光重回上世纪70年代，一起去延安大学“邂逅”大学时代的路遥……
　  差点上不了大学
　　23岁那年，路遥成了一名大学生。
　　当他拿到延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星期。他独自一人挎着土黄色帆布书包，拖着行李，一路打问着敲开了延安大学中文系办公室的门。
　　“身体敦实，戴一副眼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成一些”，晚自习时，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衣裳踏进教室的路遥，并没有给同班同学留下太深的印象，没人知道这个迟来的、其貌不扬的新生将来会是校园里的名人。
　　1973年夏天，当路遥怯生生地跑到延川县文教局，找到曾经的小学老师、时任延川县文教局副局长的白军民，对他说“我想上大学”时，他已经想好自己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彼时的他，刚刚以“路遥”的笔名在《陕西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被《陕西日报》点名表扬，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听说大学恢复招生，他眼前一亮，立刻意识到：必须到大学深造，才能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那一年，全国高校在中断招生七年之后开始以推荐选拔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具体的程序是，上级把招生名额分配到县里，以各个公社为单位，向县文教局上报推荐对象，县文教局负责政审并向高校推荐。作为文学领域的特殊人才，路遥被延川县视若珍宝，县文教局自当竭力推荐他上大学。路遥似乎也志在必得，踌躇满志地在志愿书上依次写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不料，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因为“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他接连被北京和陕西的几所高校拒之门外。从踌躇满志属意北大，到屡遭拒绝无人接纳，路遥内心的落差与失意可想而知。
　　还好，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一个是时任延川县县委书记的申昜，一个是延安大学中文系教师申沛昌。出于对青年的爱护和对人才的珍惜，他们竭尽全力在延安大学，为路遥争取到录取的机会，帮他圆了一个大学梦。
　　据申沛昌后来回忆，延安大学当年录取路遥确实存在政治风险。他们在决定录取的同时，也做了充分的“预案”，甚至提前准备好了几条应对的理由。所幸，担心的“风险”最终没有发生，路遥终以好事多磨的方式，在延安大学开学一周后，成为中文系73级的一名学生。
　　后来，路遥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很有感慨地说：“延安大学收留了我。”这句话背后，除了有对当时处境的心酸，还有对母校延安大学的感激。
　　王班长的“三把火”
　　刚入学，延安大学中文系73级就接到了一个“紧急政治任务”，搜集选编歌颂延安的诗集《延安颂》。选编诗集，一看阅读视野，二看编者眼光。路遥的优势一下子显示出来，他不仅阅读视野宽，而且艺术感觉超众，遇到争议时每每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因而在编选诗集的过程中，让老师和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这之后，他便以全票当选为班长。
　　路遥是个有主见的人，他在担任班长期间，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他用自己的才华和组织才能，美美地烧了“三把火”。
　　1973年末，学校筹备举办元旦文艺晚会，要求全校各个班级拿出优秀的节目，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路遥几经挑选，仍没有挑选出中意的文艺节目。情急之下，“王班长”提议自己创作一个大型组歌，全班同学集体合唱。就在大家面面相觑、无从下手的时候，路遥熬了几个通宵，拿出了五首歌词的初稿，还给它定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名字叫《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与同学们商量修改后，路遥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歌词跑到东关延安地区文工团，找到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为了达到最佳演出效果，他又风尘仆仆地跑到五十里以外的延安钢厂借来炼钢工人的白工装、鸭舌帽，联系驻延安部队，借来了解放军军装。演出当天，舞台灯光一亮，中文系七三级激情飞扬、自创自演的集体大合唱轰动了全校，路遥也由此成为全校知名度最高的学生。
　　这是第一把火。
　　1976年元旦前夕，学校又要筹备大型文艺晚会，中文系原本决定集中三个年级师生演唱《黄河大合唱》，但路遥后来力主改演《长征组歌》。因为他刚刚获悉，在首都北京，被打入“冷宫”十年的《长征组歌》复排后，连演四十五场，场场爆满。他要以自己排的《长征组歌》与北京复排复演的《长征组歌》遥相呼应，致敬老前辈。后来这次由中文系师生120人集体排演的《长征组歌》，又一次轰动了延安大学。
　　这是第二把火。
　　路遥烧的第三把火就是把文学名人请进校园，给同学们开讲座，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
　　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都特别崇拜文学，敬仰文学名人，但苦于平时接触不到，很难当面请教。路遥就利用自己经常和文艺界打交道的机会，首先请来了《山花》的主编曹谷溪，后来又陆续请来白龙、梅绍静、晓雷、李天芳、韩启祥、陈忠实、董墨、李知、师银笙等，给中文系的同学们做文学讲座。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文学创作体会，谈深入生活的重要，谈多读中外文学名著增加文学营养的途径，谈文学的鉴赏……在那个知识匮乏的特殊年代，路遥为同学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饥渴之中享受到了难得的“文学大餐”。
　  追时间的读书人
　　路遥说“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期”，他的觉悟期就来得特别早。在校期间，路遥始终瞄准自己的目标，从不偏离。
　　他不会按部就班地上课，文学课程倒几乎不落，课堂上认真做笔记，课后还跟老师探讨交流，其他课就不那么上心，时常请假或者缺席；
　　他吃饭总比别人晚去，宁愿最后吃残汤剩菜，或者啃两个粗粮馍馍，也不想排队，只为节省二十分钟时间；
　　宿舍门口的台阶处经常有同学三五成群地闲聊，他很少参与，偶尔出现在这里，也只是站在走廊下面，自顾自地抽烟，并不怎么搭话，抽完烟就走了；
　　甚至，衣服脏了他也顾不上洗，脱下来揉成一团，扔进床边的小壁橱里，需要时再从中找一件相对干净的穿上……
　　在大家眼里，路遥好像很忙，似乎总在赶时间，一个人匆匆地来，匆匆地去。
　　他在忙什么？读书。他让老师给列了一个世界名著的书单，按图索骥，逐一阅读。路遥有自己的想法——抓紧时间大量阅读世界名著，然后指导自己搞文学创作。
　　大学三年，除了教室、宿舍之外，图书馆是路遥去的最多的地方。每次回来，都抱一摞文学名著，放到自己的床边随时阅读。
　　他的枕头边总是摞着一尺高的书，他称之为“床头文学”。晚上只要宿舍没有人关灯，他就一直坐在床边看书；如果有人关了灯，他就打开手电筒，钻进自己被窝里看书。起夜的人常常发现他彻夜不眠。
　　为选编《延安颂》，去西安搜集资料的途中，火车“咣当咣当”地响着，大家都天南海北地谝闲传，路遥却一直拿着书在看，直到火车在西安进站，大家叫他下车……
　　路遥一门心思读书，延安大学也给他创造了一个读书的好环境。就连路遥自己也感叹：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既距生活近，又不嘈杂，是治疗青年狂妄症的好地方。
　　虽说尚处于“文革”末期，但陕北地域偏僻，延安大学紧挨着杨家岭旧址，环境清静，人际单纯，教学工作扎实推进。更为难得的是，当时的中文系有一批怀瑾抱瑜、学有专攻的好教师，大都是五十年代支援延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师资力量并不逊色。那时候，整个校园的学习氛围是勤奋积极的，也是活泼开放的。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封存着，学校想尽办法给学生打开方便之门；对像路遥这样经常缺课、严重“偏科”、但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老师们也都以“因材施教”的名义予以了包容。
　　在延安大学三年，是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驿站。在这里，他不仅在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学积淀，而且受到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训练，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开了更高层次的思想和艺术之门。尤其重要的是，延安大学独特的红色文化特质，影响并促成了路遥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底层的文学创作品格，使他后来创作的小说无不彰显着鲜明的政治意识。
　　1988年路遥给母校题词时深情地写下“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他就是从这个温暖的摇篮中走出，由一个稚嫩的文学青年，一步步走向全国，走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