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是想起延安的下童沟。
那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村,是我年轻时插队的地方。1975年9月,我从西安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随同西安知青小组的14名同学,自愿来到了下童沟插队落户。
我们插队的村子在延安城东。整个村庄坐落在一条不深的山沟里。沟里山洼处的阳坡面上,分散居住着全村的几十户人家。因多数住户姓童,村名由此而来。
初来乍到的我,离开了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颇为孤寂。于是,便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队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童晓芳。
下童沟是晓芳的家乡,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她与我同年高中毕业。由于我们各自的身份不同,所以称谓也不同。她属于回乡知青,而我则叫插队知青。
依稀记得,第一天到妇女队参加劳动,除了妇女队长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就数晓芳了。
要说起晓芳给我的第一印象,那就是她是个俊女子!当年的晓芳个头适中,眉清目秀。她常常身着墨绿的条绒上衣,下穿灰色长裤。乍一看,就是一副标准的学生装束,一点也不像村里别的女子的衣着打扮。她言谈得体,风趣生动,充满智慧。站在人群中,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独有的气质。
事实上,起初,我俩的交往并不多。因为我突然投入到紧张的生产劳动中,还不太适应,每天都要手忙脚乱地应付着田间劳动,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可随着时光的流逝,不知不觉中,我与晓芳相互有了交流。如若我在劳动时没得要领,她便会笑称我为“憨娃娃”。也就是在晓芳与我的嬉笑中,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
于是,我和晓芳每天朝夕相伴,认真而又快乐地参加着生产劳动,获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成为了妇女队中的“姊妹花”。同时,我们还双双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担任了妇女队副队长一职,晓芳则任记工员兼电工技术员。
我们俩除了在劳动中比翼双飞外,晓芳还处处照顾着我。记得每逢夏季,我们劳动的时候,一到地头,她总是先放下劳动工具,蹬蹬地跑到河滩上。只见她转眼间就在沙地里挖出了一个小水潭,并在其上盖些树叶,防止灰尘落入。等到我们歇工吃午饭时,她挖的水潭中便聚满了水。可别小看这潭清水,它正好是我们下饭的清甜“饮料”。这种晓芳制造、甘之如饴的“饮料”,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而到了秋季,她会快速地从一堆堆的玉米秆及高粱秆中选出水分多且甘甜的秆先给我吃。在严寒的冬天,她还会变戏法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豆豆递给我,让我打打牙祭。她的这种制造快乐的能力,深深地打动着我,也给我平凡又艰苦的插队生涯增添了一种浪漫。
在村里的女子中,晓芳的针线活儿数一数二。晓芳曾手把手地教我做布鞋,她让我从纳鞋底开始学起,一针一线。历时数月,我竟然亲手为自己做成了一双黑绒面的布鞋。当布鞋做好之时,我特别兴奋,马上提笔写信,将自己学会做布鞋的这个技能告诉了远在西安的母亲与祖母。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当我第一次拆洗了自己的棉袄,因不得要领,最后怎么也缝不到一块去了。于是,我急忙向晓芳求救。她二话不说,拿起了我的半成品去“重整江山”。不出几袋烟的工夫,一件由她缝制好的、干净而又软和的棉袄就送回了我的手中。
晓芳,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我的救命恩人。1977年7月5日下午,妇女队的水泵头因前几天抽水浇地,还遗留在延河边上。为了防止水泵头被大水冲走,妇女队长、我及晓芳冒着大雨,及时把水泵头拉回了岸边,保证了集体财产没有受到损失。
那天的雨,似乎是越下越大,雨水早已浇透了我们的全身。当我们三人安置好水泵头后,便说说笑笑地往村里走去。突然,走在我前面的妇女队长跌倒在地,我走上前一看,她的手里拿着根电线。队长触电了!我心中一惊,想着只要赶快把电线切断,她就得救了。于是我就扬起手中的铁锨,奋力地向电线砍去。随后,自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我和妇女队长两人全被电击倒了。而当时,我们身边只有晓芳一人,面对突发状况,晓芳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像我那样不顾常识地盲目救人,而是迅速向在附近劳动的村民们求救,很快就将我们送往了公社医院。有惊无险,经过几天的治疗,妇女队长和我都先后出院回村了。
事后,晓芳告诉我,她当时确实十分担心,怕我就此长眠不醒……而我则笑着说:“那我不就成了救人的英雄了吗?”听了我的回答后,她马上就说:“你这个憨娃娃,咋不想想如果那样,西安城里的你妈、你爸和你奶该怎么活呀!”虽寥寥数语,却包含着无尽的关切与体贴。晓芳就是在这一件件小事中,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是她陪伴着我经历了插队中的风风雨雨,让我感受到了姐妹深情。
后来,我和晓芳都参加了高考。1978年初,我被西北大学历史系录取,回到了西安;晓芳被延安农业技术学校录取,成为了一名“吃皇粮”的中专生。毕业后,她作为技术人员,努力工作,卓有成就。晓芳,实际上还是当年下童沟大队回乡的知青中首位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的人!
岁月荏苒,往事并非如烟。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俩虽身处两地,但还常常见面聊天。只要她来西安看望我,总会从延安给我带来果馅,这可是当年我们心中的美味甜品。这也算是我们对青春年华的一种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