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波
用两天时间读完了周燕芬的《燕语集》,合书长叹,感慨万千。为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米脂婆姨,为这位相识已久、交往不多的陕北老乡。
一
说不好准确时间,只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到西影厂导演何志铭家串门,遇上了一对非同一般的男女青年,男的玉树临风,谦逊儒雅,女的面如朗月,俊美如画,这就是周燕芬和她的爱人贺光武。
贺光武当时好像在日本留学,学的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专业远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留下的印象只是雾蒙蒙的一片。对周燕芬的印象则更为迷离,连她学中文这一点也没有记住,我已经把她和圆月联系在一起——柔光泻地,静谧化人。
月亏月满,潮起潮落,一晃20年过去了。这期间和她没见过面,更谈不上联系。但通讯录中一直留着他们夫妇的联系方式,每次翻到总有一丝暖意生出。
2009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出了文集,共六本。那时我已经打起了“死账”,觉得这就是“最后的交代”,是死是活由他去吧,我已经懒得折腾了。
就在这时,厚道的陈忠实老兄特意约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海波啊,现在的时势不一样,你要自己折腾哩!不然,就沉底。”在他的推动下,陕西作协为我开了个座谈会。由于我在北京漂流多年,陕西文坛已经相当生疏,连参会评论家的名单也是由他们拟定的,我负责送书。远的寄,近的送,周燕芬在西北大学,距离不远不近,属可寄可送者,我几乎没有思索就选择了送,可能是为了那轮朗月。
那天我是做好“聊聊”的准备的,结果却匆匆而去,匆匆而别。不是周燕芬不热情,而是我感觉到有压力——在她热情地为我倒茶,给我介绍她的书架以及房子装修时。能感觉到她说这些是看出了我拘谨,并试图为我排解。我却一而再、再而三暗中观察自己的脚,看袜子是否有破洞,脚汗味是否如常。换上拖鞋后,要掩盖这些本就非常困难,她家的干净整洁程度更让我绝望。大约30分钟后,我离开了她家。一下楼顿觉天高地远,浑身活泛,当然也免不了有一抹淡淡的惆怅。
座谈会在哈哈大笑中开始,哈哈大笑中结束。因为参会人中大部分都是熟人,听到的全是好话。有区别的是,有些好话真诚的让我“意外”。有人说我“完成了一个硬骨头作家的造型,是我们这支队伍中精神大框架的支撑者之一(孙见喜)”。有人说我的“语言和修辞是陕西作家中最好者之一,即便放之于全国考量,也是为数不多的语言艺术大家(冯希哲)”。还有一位名叫常智奇的评论家非常细致地读了我的全部作品,给了非常热情的评价。周燕芬给的评价更具体,更生动,更形象,从而更让我开心,她说我“是一位兼工诗歌、散文、中长短篇小说的多面手”,并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我的形象,说我除了有她“熟悉的陕北农民那种黝黑的肤色,眼睛却精亮精亮,投射出思想和智慧的闪光”。我当然大喜过望,立刻产生出一种突然“申于知己”的惊慌,像旧时老家柴垛下,因重压形成温暖而生出的细弱嫩黄的草茎,顿时格缭蹒跚地“兴兴晃晃”。这种感觉像骑着自行车做梦,轻轻一震便烟消云散。这一“震”又是来自周燕芬。
座谈结束,大家一块去吃饭。出楼一看,绵绵细雨,人们纷纷撑起雨伞。我是粗人,哪有随身带伞的雅习。为了掩饰尴尬,只能蔑视老天,喝了声“山里的风、院里的雨”就冲进了雨阵。这时周燕芬从后边赶上来了,递给我一个纸片子,和她顶在头上的那块一样——她也没有带伞。就是她这个举动震飞了我的全部得意,我突然想起初到西宁过马路时,总有编辑部的男女同事前后左右架着我,生怕我被汽车撞上;想起初到西影厂在宣传处上班时,每到月底最后一个星期六,总有男女同事相互叮问“:这个月谁给海波粮本买粮?”于是,一轮圆月在雨阵里陡然升起,洒下的光斑击碎了满地水泡。
这就是我之前与周燕芬的交往经过,总体印象是:美丽朴素,文静大方,传统内敛,悲悯良善,是一个典型的“乖乖女”,并臆测,她出自教师家庭,很可能是独生女,在温馨中“兴”大的,还想以她为例写米脂婆姨的传统美。
可一翻开她的书,这些想法就被震得粉碎。她和我想象中是如此的不同,稍微夸张一点就可以说判若天壤。
二
我读完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民间说的深夜,标准说的第二天凌晨。万籁俱静,只有秋声。在如此静谧之中,我竟然用长辈们在五十年前用过的一句家乡话喊了起来:“把她家这个嫩妈妈!”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的惊讶。
我不但惊讶她的出身,更惊讶她对这一切坦率而精到的表达。每一个人物都如在眼前,每一种氛围都逼真罩人,每一句评价都开口见心。我得再次强调,我指的是她对家乡、亲人部分,即书中“读懂至亲”这个单元。
和我预测的完全不同,周燕芬生于军人家庭,父亲生于1918年,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是陕北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入死,戎马倥偬,“新中国成立后辗转任职于陕北几个县的武装部,最后在榆林军分区离职休养。”她母亲是一位乡下木匠的女儿,小时候家境小康,衣食不愁。两人相遇时,父亲刚由区委书记调任兵役局长,刚过“而立”,意气风发。母亲正在著名的米脂中学上初中,品学兼优,青春靓丽。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多岁,“一半是自由恋爱,一半是家长包办。”还有一个似有似无的原因是“外婆已经病逝,外公刚娶了个新外婆”“母亲先是被蒙在鼓里,等知道情形已经是迎娶在即了。外公把她拉到父亲跟前说,愿意嫁就能继续念书,不愿意就回乡下另找婆家,家里供不起你念书了。”“母亲瞪着父亲说,你答应让我念书?我一直要念,还要念高中。父亲赶紧答应:‘没问题,一直念,我供你。’”母亲很天真,“在新婚洞房里才知道父亲曾有婚史”,比她大15岁,“父亲也才知道母亲仅17岁。”外公看好这门亲事,急于作成,两头哄。
“父亲生性忠厚”,对此十分自责,决心坚守承诺,在别处报答。可现实无法逾越,“婚后不久母亲就怀上大姐,她硬是坚持到初中毕业,上高中却成了永远的梦想。”“婚后初几年,母亲还有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到我的哥哥——家中唯一的男孩出生,父亲决定让母亲辞职回家养儿子,这是父亲一生少有的专断。”“既然也成家庭妇女,母亲索性再生几个,于是在哥哥之后又有了我和两个妹妹”,进而成了“部队大院里的‘大户人家’”,九个孩子,八女一男!母亲在持家能力突飞猛进的同时脾气也逐渐大了起来。“记忆中有几年母亲很是闹腾,孩子们稍有犯错,随手拎起笤帚或棍子解决,连宝贝儿子也不例外。父亲总是持骑墙态度,一看母亲神色不对,就让我们认错免得挨打。遇到危急关头,他竟像老母鸡一样伸开双臂护着孩子,母亲的棍棒就不分轻重地落在父亲的背上。”气得我们姐妹私下里偷偷嘀咕“别人家里都是严父慈母,我们家怎么反了,妈妈为啥那么厉害,爸爸还是解放军呢,怎么就成了‘妻管严’呢。”
母亲恪守乡下传统,尤其在管教女儿方面“常说养女如养虎,众姊妹比肩靠背长大,没有一套家法严治如何得了?晚上倘不按时回家,一定有三巴掌两棍子等着。记不清是哪位姐姐因玩困了睡在小姐妹家里,母亲硬是半夜里把她提溜回家。我也曾忘了请假就和同学一起去看戏,被母亲从戏园子拽出赶回家里。母亲会让你一次记打,不敢再犯。”
多么真实的人物,多么生动的画面啊!把一个曾经做梦上大学后来成九个“挨身身”孩子母亲的连累、辛苦和委屈写得栩栩如生,把一位身经百战、一诺千金,对小自己十来岁的妻子和孩子一样呵护的干部的大度和沉稳、忠厚和达观写得淋漓尽致,把一个多子女干部家庭的特有气氛写得像眼见了一般。
三
和美丽恬静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书中《学路遥迢》单元收录的文章里展现了作者洒脱、阳光、果敢、率真甚至有点男孩子气的另一个侧面,令人忍俊不禁。
在《文学女生与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写道:“阅读《安娜》,兴奋、焦灼和痛苦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表面看还是那个简单木讷的高中女生,心灵世界却翻江倒海地激荡着。临近悲剧结局的时候,我和安娜一起变成了矛盾疯狂的女人,为了赶读小说,曾经两次晚自习迟到,坐在教室里也依然魂不守舍。”显然,这是她走上文学道路的前兆,也是她从精神上走出小城的开始。
《在诗的季节里想起普希金》是我特别喜欢的短章,像一首无韵的小诗,其中淡淡的惆怅尤其令人陶醉。围绕《普希金抒情诗选集》的小故事竟像《金蔷薇》一样,让我在折服的同时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向着高贵的诗意前进。
如果把以上这些作品比作委婉的弦乐,那么,作者记述大学生活及后来自己与大学同学交往的篇章就是嘹亮的小号,把青春的快乐和自信展示到能够随时点燃读者的程度。
“第一次知道自己能喝酒,是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末的新年联欢会上。全班同学围坐一圈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我不够机灵运气也差,一连输了好几次”,不会唱陕北民歌只好喝酒,“白搪瓷茶缸小半缸高度白酒一次一下”,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一战成名。
“有一次不知谁过生日,我们在革命公园的草地上聚餐。我和杨波同学对干了一瓶。我因为约好要和中学同学见面而提前离开,据说杨波同学(醉得)在公园大树下睡到天黑。”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竟然拎着酒瓶去了艳茜的男同学家,喝翻了主人后扬长而去。”
以上几段是过五关斩六将,作者还用幽默的语气写了自己“败走麦城”的情景。“考取研究生返回西大,因为高兴而忘形,再一次醉倒在作协艳茜家里。那是一次家庭聚会,爱人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很无奈地看着醉得没了样子的老婆,积郁情绪的同时筹划着家庭整治方案。”
作者的幽默无处不在,在写到非常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时也不肯有丝毫的改变。“准爸爸出国之前问自己的师父,生孩子是不是很可怕,自己不在家行不行?师父大笑着摆摆手,没关系的,女人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一样简单。”“准爸爸得此启蒙后放心地走了。我呢,年轻而身体健壮,孩子在肚子里什么都不影响,只是担心生下来该怎么办?”身边的大娘大婶很有见地地宽慰:“没关系的,鸡叫天亮,鸡不叫天也亮,孩子生下自然就长大了。”
四
书中的看点比比皆是,但我的感想只能到此为止,因为虽然写了这么多还感觉远“未到穷期”,我想读者会感觉到更多。
临结束前,我想特别介绍书中的一篇文章,此文编在《触摸文心》单元,位列第二。位列第一的是《莫言的写作和诺奖的意义》,作者在文中说“莫言是小众作家”“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的,会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而在位列第二的文章中说“海波是个有梦想有野心的作家,他的才情和他的劳动造就了他笔下具有陕北文化肤色的文学世界”。
这是我的概括,也许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