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景

　　“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
　　“北门口以前是杀人的地方。”
　　小说从一开始就反复地提醒读者，北门口原来是杀人的地方，并以一句骂人的土话引出被杀者受刑后痛苦的样子，引出刽子手周二。
　　从前在北门口当过刽子手的周二并不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感到羞耻或避讳，反而在他居住的那块地盘上耀武扬威过好一阵子。因为在他的意识当中，行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权力大小的区别，有权不用，或者运用不到极致，都是一件让人窝心丧气的事情。他不关心自己身外的任何事情，对于上头让他杀的人该杀不该杀，怎么杀才合理，从来不去深思，只管机械地干活，因为这不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他只想做一个靠精湛的手艺养家糊口、行走江湖，凭着性情杀出花样、杀出名气、杀出威风、杀出油水的刽子手。在手握刀柄的数十年间，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刀口、脖颈与肉案之间，狡黠而又不无恶毒地计算着彼此之间最精准的距离。吃惯了“揩刀肉”的油嘴，尽管在别人眼里极其丑陋，自己却浑然不觉。
　　刀是他用来吃饭的工具，而这个操刀的行业就是他的衣食父母，所以他非常看重杀人这个手艺。为了手里的饭碗，宁可丢了人情、人格、尊严，失去做人的底线，也绝不会放下手里的屠刀。不管谁到了他的刀口跟前，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革命者也好，反革命也好，统统格杀勿论。因为在他的眼里，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刀上人和刀下鬼，相对完整的人和不完整的人而已；也没有美丑好坏之分，只有脖颈长短粗细不同，面对屠刀的表情和姿态不同，被他砍杀的手法和技巧不同，躺在地上的死相不同而已。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行凶作恶，而是在尽职尽责地做分内的工作。因为他的职业就是杀人，杀人就是他的职业。那些被他宰杀的倒霉鬼要怨，也只能怨自己做下了杀头的事，逢上了挨刀子的命，就算他们这次没死在他的手里，下次落到别的刽子手手里结果也一样。当然，杀人这个活毕竟是个脏活、不光彩的活，虽然人的确是死在他的手下，但是作为操刀者，面子上还是要尽量保持干净利落的形象。这样的话，吃起猪肉来就不会想起人肉的腥膻和血污的可憎。偶尔弄脏了衣服，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就算人头落地后，发现自己真的杀错了人，他也不会感到恐慌和内疚。因为是那杀人的制度让他周二变成了杀人的周二，是那杀人的王法允许他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杀人。而非他个人背离了整个社会，主动创造出了这样血腥的行径。
　　他为人处事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与我有利与否”。与我有利者即为之，与我无利者则置之不理。当然，他的身上也有一点江湖义气。不过，他的“义”与“利”是紧密相关的，见“利”才有“义”，无“利”则无“义”。即使有“义”，也是有限的“小义”，绝无“大义”。因为他的心里没有良知、道德、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理想、信念，也没有民族、国家和社会，只有贪婪的欲望。所以，不管别人在身边怎么哭天嚎地，破口怒骂，皮开肉绽，甚至血流成河，他都无动于衷。他时时刻刻只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杀完人后，从别人的肉案上挑到的猪肉是肥还是瘦，从别人的筐子里抢得的瓜菜零碎是多还是少。他非常享受这份特殊的工作带来的特殊待遇，并且还把自己这种不同寻常的本领当作一种荣耀和本事在人前展示。
　　其实，周二并不是不知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从小吃着什么人的奶长大，受过哪些人的恩惠和关照；他不是不懂得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哪个民族的基因，他生活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也不是看不见他的国家、民族和身边的兄弟姐妹正在遭受的欺凌和承受的苦难，他只是不想给自己身上招来任何麻烦，给肥大的脑袋里增添任何烦恼，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这个貌似强悍的男人，唯有挥刀砍杀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同胞时才能显出其威猛与强壮。面对外敌的侵略、强权的压迫时，却是十足的懦夫，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没有丝毫男子汉的血性。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凶残、狂妄，这就是操刀者的人格。看似离我们非常遥远，实际上他的身上却有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味道。
　　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让周二换个行当，比如，当个掌管着重要印章可以签字批条的官员，遇到前来办事的人，该盖还是不该盖，该批还是不该批，必定还是一样的原则——看你给我的好处有多少；他要是个执掌生杀大权的法官，面对你来我往缠扰不休的原告和被告，必定会贪赃枉法，丧尽天良；他要是个开包子店的小老板，包子皮里必定不会装着什么好东西，没准会吃出耗子肉、狗肉或者臭猪肉做的馅料；他要是个种瓜的农民，为了瓜大利润高，必定会用非常的手段让瓜长到皮肉欲裂的地步；他的手里要是拿上了手术刀、教鞭、麦克风，后果更是让人不敢想象。
　　如果说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让人愤怒，那么，这些冷血的杀手则更加让人憎恶。他们共同组成了旧中国腐败、堕落、冷漠、懦弱的社会群体，长长的根系可以上溯数百年之久。
　　那么操刀者的人格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封建专制制度下，缺乏严格监督和约束的权力让操刀者具有了挥刀杀人的底气和胆量，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逐渐演变成强夺豪取的邪恶势力；二、人们普遍存在的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的心理成了紧握在操刀者手里的七寸，被他们充分地利用到自己的权力当中；三、“得势就应得利”的陈腐思想让操刀者心理失衡，渴望成为既得利益者；四、没有明确的是非观，缺乏完整的价值体系，过分看重眼前的利益，见利即贪、见利忘义的人性弱点让操刀者失去了做人的底线，在施暴时变得冷酷而麻木；五、没有理想和信仰，把人生看作是享乐的过程，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活在当下的自私心理，成为操刀者损人利己的借口；六、盲目的顺从性和从众心理，让操刀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自己不合理的行为看作是符合潮流的合理行为；六、明哲保身的人生信条和实用主义，是操刀者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最基本的思想基础，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自私的满足感。
　　这篇小说最难得的地方是，结尾部分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让人性的阴暗随着新社会的来临自然消失，而是通过一个智者“土里涌金，河里流血”的预言来暗示人们：在未来的时代，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大放异彩，然而斩不断的民族劣根依然会给社会带来新的灾难。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身边那些隐形的“操刀者”，他们身上的典型人格，是很多罪恶产生的根源。这种人一旦接受了周二的义利观，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绝不会通过慎独而产生自制力，只能依靠健全的制度和强有力的法律来强行约束，才能制止暴行的发生。如果我们想要幸福安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平安顺利地做好一切事情，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夺去他们手里的刀子，让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对身边的人继续实施侵害。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