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一声长鸣，一列火车喘着粗气，缓缓离开了锣鼓喧天的火车站。刹那间，车上的人纷纷从车窗内探出头来，呐喊着，啼哭着，挥动着手臂与家人告别。这是1969年元月19日10时49分的北京站，一个十分普通但又被载入史册的时刻。
　　一千多名北京知青告别了亲人，远离北京，要到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这是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有的更小，才十五六岁。
　　列车喘着粗气，缓缓驶出车站。刚才还哭声一片的车厢里渐渐安静了下来，偶尔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抽泣声，没有一个人的脸上不挂着泪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疑问，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等待着他们。
　　火车开始加速了，驶过丰台，车厢开始热闹起来。火车上毕竟是一群涉世未深的孩子，刚才还痛哭流涕，这时全然没了悲伤模样，谈笑声四起，有人竟抽起了烟，车厢内顿时烟气腾腾的。突然，一只鸽子从后边的车厢飞出，原来是坐在后边的同学带的。只见他捉住鸽子，向窗户外扔去。鸽子带着哨，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往北京方向飞去。看到这一幕，一股莫名的惆怅涌上我们的心头：“它比我们都强，还能回北京，回家。”
　　中午时分，汽车在行驶了4个小时之后，到达了终点站——富县茶坊。
　　下车后，我们听到茶坊街上的大喇叭中反复播放着欢迎词。各公社来迎接我们的社员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他们穿的衣服很奇特，空心大棉裤大棉袄，有的棉花还露在外面。这跟我们想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差甚远。我们跟着社员上路了，我从此开始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农村插队生活。
　　村西边有一条小河，小河清澈见底，是我们经常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过了小河，走上4里路就可以到达县城。我们只有赶集或者寄信的时候才去县城。那时的富县县城，只是宽不过10米、长也就500米的一条破烂不堪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店铺卖些酱油、盐以及各类农具，偶尔卖一些当地产的点心——麻饼。
　　当时全县都不通电，县里只有一台柴油发电机。每晚七点到九点供三小时电，而且仅供县城照明用。发电时间一过，全城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村里有几十户人家共200多口人，大部分人都住在山上。因为是靠河边，村里有一大片开阔地，种着几十亩麦子。由于村边又有小河，所以还有十几亩水稻田，这在当地绝对是得天独厚的大好条件。可是由于当时吃“大锅饭”，所以让这么好的条件都没有发挥作用。当地社员食不果腹，当年粮食产量低，根本不够吃，家家户户都吃糠咽菜，甚至把春播的种子都吃了。
　　我们来到村里的时候，时逢冬季，正是农闲时期。这段时期，在农村叫“猫冬”。因为是冬季，我们也无事可干，于是就利用这段时间走遍了全村。这个村子并不复杂，穷是普遍的，大家都穷。但也有一些社员脑瓜活。曹家巷老曹家，生活就能说得过去。有一次我们去他家，他家正在熬小麻子油，我们目睹了做油的全过程。先把小麻子炒熟压碎，然后放在锅里加上水熬。熬到一定程度时，油的比重比水轻，油就会浮到水的上边。然后一点一点把油撇出，最后将撇出的油和残水用火烘干，剩下的就是油了。当时，小麻子油绝对是当地上品，每斤要卖一块多。当时，当地农村也没什么值钱的，只有自己养的几只鸡能换几个零花钱。鸡最贵也就一块来钱。所以每逢赶集时，我们几个知青一大早就去集市，买上两只鸡，回来之后借来老乡大锅一炖，美美吃上一顿，就算开了荤。
　　我的同学黎明会针灸，他来到这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对这里的人来说，绝对是来了救星。找他扎针的人很多，我一般跟着他，给他当下手。村里很多人的腰腿病都被他扎好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成日强的社员，冬天过洛河的时候掉进河里，落下了老寒腿病，平日里拄着棍子，严重影响了走路，黎明就去给他针灸。治疗了不到两个月，成日强就丢掉棍子，行走自如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来找他扎针看病的人络驿不绝，甚至连外村的人都来找他来看病。我1970年招工走后，他留在村里当了赤脚医生，后来去了县卫生局工作。结果县卫生局多了一名干部，村里却少了一个好医生。
　　我在生产队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干过所有农活，真正当了一回农民。由于干活不偷懒、不耍滑、肯出力，很快成为知青中的十分劳力第一人。在农村这一年多，我不但得到了锻炼，还学会干很多农活。与此同时，陕北老百姓的朴实、勤劳、善良和吃苦耐劳也感染着我。我和社员们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在生活上、劳动上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我在生产队期间，也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县的事，就是我们村复转军人高书义的死。高书义是我们村的社员，参军复员后回村参加劳动。但由于患有肺气肿，呼吸都费劲。队里为照顾他，让他照看河边的一个磨坊。高书义兢兢业业，不管什么时候社员要磨面，他都随叫随到，而且帮助大家一起磨，很受社员欢迎。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后，黎明曾多次给他治疗过。但由于他的病已经很严重，只能帮他减轻一点痛苦。后来他不幸去世，只有30来岁。有干部把这事写成一篇报告，报告到县里。县里也很重视，认为这是一典型事迹。后来，高书义的事迹通过有线广播的宣传，很快家喻户晓。他下葬那天，葬礼很隆重，县里来了很多人，还开了追悼会。事后，全县掀起了一股学习高书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潮，还追认他为烈士。这件事在当时影响挺大，我作为当事人，始终参与其中。我们也挺受感动，也为我们村出现这么一位英雄而自豪。
　　我在生产队只劳动了一年多，1970年，我参加招工便离开了生产队。如今，我离开那个小山村已经46年了，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起那个小山村。每天清晨，我会想起我要起床上早工了。我会想起8点多钟我们从地里回来，家家户户都要做早饭，缕缕炊烟从烟囱中升起。当时的早饭几乎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小米汤、玉米馍，但那也是补充体力所必须的。吃完早饭休息一会，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我们就要下地了，干的活都是队长安排好了的。我们知青和社员一样，扛着锄或是镢，要么锄草，要么开荒。
　　46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曾经年少的我们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好长好长的梦。这梦，时醒时做。梦醒时分，耐人寻味。我常常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使我们久久不能忘却当初的那个小山村？哦，想了想，是我们亲身的经历。这种经历，人生也许就一次，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的。岁月留痕，当然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