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马仁轩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时常会想起她的厚恩大德，为自己没能尽孝而歉疚。我的母亲是平凡的，但她在我心里是伟大的。在母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深爱的母亲。
　　1922年，母亲出生在陕北绥德县城的一个普通家庭。外爷在外面做点小生意，家中的生活还算不错。母亲在家中排行老二。由于外婆身体不好，所以母亲从小便要帮着外婆照顾自己的弟弟，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10岁那年，母亲如愿上了学，但比同龄孩子晚上学好几年。好在母亲天资聪颖，再加上后天的刻苦努力，很快就在学业上赶上了同龄孩子。小学毕业后，母亲考上了绥德师范。毕业后，母亲便追随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0年，母亲从绥德师范毕业后，党组织安排她在清涧县第一小学工作，成为一名教师。不久，母亲被调入绥德县女子小学任教。1945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母亲参军，随后任边区独立营文书，开始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
　　1949年至1951年，母亲被调往黄龙分区党校任教员。1952年，母亲被调往延安县任妇联主任。当时，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她从来没有抱怨，反而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1953年至1959年，母亲在延安地委党校任班主任，她每天给同学们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及党的基本路线方针。1957年反右运动初始，地委党校号召党员积极带头给组织提意见，帮助组织改进工作。由于母亲在地委党校工作时间比较长，又是老党员，便积极响应，给组织提了意见。因为母亲的仗义执言，她提出的意见被定为右倾言论，并受了处分，撤销了她的班主任一职，并留党察看一年。至此，母亲的政治生涯屡受挫折，失去了多次升迁机会。面对组织的错误处分和不公正的政治待遇，母亲没有抱怨。而是尽己所能，把党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
　　1960年至1961年，母亲带着地委党校的处分前往延安县罗家坪村蹲点。当时，我的父亲已经是延安地区的领导，但母亲从未想过请父亲帮忙。她一直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党组织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于是，她毅然走向农村，与广大农民一起吃住、一起劳动。她修梯田打坝、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积极深入到大队部和农户家中调查研究，共同商讨脱贫增产大计。因此，她也受到了当地老乡们的称赞和认可。
　　母亲在罗家坪农村蹲点的一年多时间里，与罗家坪村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个年代，农村还很落后，副业很少，农民只能靠种地来维持生活。遇上灾年，丰收无望，老乡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每当这时，母亲就主动给老乡借钱、捐物。可毫无经济来源的老乡无力偿还，只能拿几枚鸡蛋作为补偿。善举虽微薄，但母亲却无比满足与快乐。从此，我们家也多了一门亲戚，那就是罗家坪的老乡。在她离开罗家坪村以后，好多村民逢年过节都会带上自制的黄米糕、米酒、小米、油馍馍到我家看望母亲。时隔五六十年，每当我回到延安，见到当时的老乡和他们的后代，大家依然会提起母亲，依然不忘母亲曾经对他们的帮助。
　　1961年至1969年，母亲被调入延安县南关小学任支部书记。为把小学生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新人，母亲呕心沥血。1966年初，有小部分学生受1965年冬的社教活动影响，他们的父母因家庭出身、历史问题等原因要下放到农村，这些孩子即将面临辍学。当时，母亲心里很着急。她认为一定不能让孩子们辍学，要让他们完成学业并接受中学教育。后来经过母亲的不懈努力，孩子们顺利完成了学业。
　　那个年代，大部分人都还很穷，经常有学生交不起学费。只要母亲遇到了，就会给这些学生补贴一些费用，让他们正常上学。放学后，部分家长不能按时前来接孩子，母亲就把孩子们领到我们家，让他们在我家做功课。到饭点儿了还让他们吃饭，直到家长来把他们接走。
　　1970年至1985年期间，母亲在延安县计委工作，先后担任贫协主席、档案馆馆长。在此期间，她每天早出晚归，为了工作废寝忘食。1985年，母亲随父亲调往陕西中医学院工作并在那里光荣离休。母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生。
　　70年代，父亲患上了克山病。当时，母亲白天要上班，下班回来不但要照顾病重的父亲，还要照顾我们姐弟。每天从早忙到晚，但她却从不叫苦叫累，总是想方设法让我父亲吃好、休息好。那时候，母亲听别人说延安南关的水质不好，东关丁泉砭的水质好，她就让我们拉着小车去东关拉水回来给父亲喝。父亲一犯病，我母亲就忙上忙下。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寒冬腊月里，母亲为了给父亲治病，带着我一起去了西安。我记得有两年，我们都是在长安县工人疗养院里陪在此治病的父亲一起过的年。那时候的医院管理很严，根本不让家属陪住，没有陪床，没有多余的床凳，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母亲当时是多么艰难！
　　无怨无悔甘奉献，用爱撑起一片天。这就是对母亲勤劳一生的概括。她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留给了我们永恒的母爱，还有那无限的怀念和悲伤。母亲的优秀品质和人格精神永存，她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