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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与艰苦奋斗
王晓建
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曾经犯过的错误，目的是为了避免今后再犯同类错误，避免发生在一个坑前绊倒几次的悲剧。从向日军展开大反攻、全国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来看，从新中国诞生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发展来看，《决议》的目的是达到了。
我建议大家也能抽出一点时间读一读或者重读这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敢说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感悟。这篇《决议》作为附录登载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是比较好找的。当然，如果读了这篇《决议》之后还有兴趣，也可以进一步再读一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屈从总是以“老子党”自居的苏联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中，在中央根据地叫得很响的“武装保卫苏联”一类的口号，抗日战争中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无论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斯大林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人都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正确接受，不符合实际的就不接受。
来到延安，讲初心和使命，就不能不回想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培育起的延安精神；就不能不重温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精神财富。
我们还是共同回顾一些延安、陕北的老事儿吧！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关于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党内公认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成就的同时，没有讳言党所犯过的错误。为什么会犯“右”倾错误，又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特别是连续犯“左”倾方面的错误。《决议》将其分区为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二次“左”倾路线，以及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决议》有理有据地分析了连续产生三次“左”倾路线的根源，“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以及“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用《决议》的话来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受到‘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曾经犯过的错误，目的是为了避免今后再犯同类错误，避免发生在一个坑前绊倒几次的悲剧。从向日军展开大反攻、全国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来看，从新中国诞生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发展来看，《决议》的目的是达到了。
我建议大家也能抽出一点时间读一读或者重读这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敢说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感悟。这篇《决议》作为附录登载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是比较好找的。当然，如果读了这篇《决议》之后还有兴趣，也可以进一步再读一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屈从总是以“老子党”自居的苏联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中，在中央根据地叫得很响的“武装保卫苏联”一类的口号，抗日战争中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无论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斯大林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人都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正确接受，不符合实际的就不接受。
例如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后，苏军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斯大林很担心德国的法西斯盟国日本的动向。假如占据着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这时候再从东面进攻苏军，就会使苏军陷入西面抗击德军，东面又得抵挡日军的极为不利的局面。苏联方面几次向延安发出电报，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力能够进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拖住日军，使日军放弃进攻苏联。驻延安王家坪的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此时挂出了八路军从各抗日根据地向东北进军的作战地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王稼祥等都来到作战室，听取作战部门的汇报和分析。毛泽东等人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苏联过高估计了中国八路军的力量，以我们现有的实力，是无法完成远征东北、攻打日本关东军的战略目标的。
最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不向东北派出八路军主力。接到延安的答复后，斯大林仍不甘休，又发来电报，还是要求中共派军队向东北日军进攻。延安方面不为所动，仍予拒绝。终于，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议，挂在王家坪作战室内的开赴东北地图，也被一张张地取了下来。今天回过头去看，假如当初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压力下派出八路军主力从各根据地，经长途跋涉，强突封锁，向东北日军进攻，结局很难设想，八路军主力遭受损失不说，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甚至陕甘宁边区，还能不能保得住呢？
下面谈谈艰苦奋斗。有人说，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政治资本，我赞成这个说法。又有人说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我也赞成。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艰苦奋斗的事迹可以说数不胜数。现在许多人关注电视和网络。在网络上也有不少当年延安的活动影像。比如，有延安电影团上个世纪40年代拍摄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纪录片，有美军观察组成员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延安军民收割庄稼、纺线织布的镜头，还有摄影家吴印咸抓拍的众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毛泽东为八路军120师干部作报告的情形。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穿的旧裤子是打了补丁的。
爱国华侨陈嘉庚1940年5月来到延安参访。他吃了毛泽东招待的一顿饭，还在参观抗大第三分校时，与师生们共进了午餐，小米、南瓜、洋芋、萝卜，让陈嘉庚从中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再与大后方重庆相比，“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实，使陈嘉庚痛心之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日后得天下者必为中国共产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精神得到了保持和发扬。1962年，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与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共同指挥了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战。这两位参加过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老将军与参战部队同甘共苦，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英勇奋战，克服高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将入侵的印军据点全部拔除。心脏不大好的徐国贤，和年轻战士们一起往阵地上运送迫击炮弹，令饱受高原反应折磨的部队指战员士气倍增。
不能讳言，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国家承平日久、百姓生活日渐富裕的情况下有所淡化，奢靡之风渐渐抬头。2003年，我作为军事顾问，陪着毛泽东主席的女婿王景清同志回陕北老家，拍摄他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神府红军游击队》。一次王景清被请吃饭，由于饭菜十分丰盛，直到饭局结束，仍有三分之二的饭菜剩在了饭桌上。看着那一盘盘没吃完的美味佳肴，王景清提议说：“都打包吧，我们北京来的同志住宾馆带走没法处理，你们本地的同志把剩饭都带回家去，下一顿可以接着吃嘛。”但服务员姑娘却回答：“我们这里不能打包，也没打包的家什。”王景清听了这话，提高声音说道：“你说什么？不能打包？我们老家过去是多么穷困的地方啊，谁能吃得上这么好的饭菜？现在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啊，你们就浪费、就忘本啦！不行，今天非得打包不可！”
见王景清动了怒，请客人尴尬之下赶忙批评服务员：“谁说不能打包？能打包嘛，快去把打包的家什拿来！”结果我们在饭桌旁硬是等了二十几分钟，服务员才把饭盒、购物袋找来，不大熟练地把剩饭剩菜装了进去。我一看那购物袋，就猜想到这些饭盒可能是临时买来的。以前，人家这里真没有打包这个项目。
又有一次，七八年以前，陕北的一位驻京办事处主任请徐文惠吃饭，商议合唱团演出及为学校捐助书籍、电脑的事，我作陪。徐文惠是开国大将徐海东的女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海东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至1935年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在红一、红二、红四、红二十五军四路长征队伍中率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于延川县永坪镇。又与刘志丹共同指挥延安以南的劳山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在中共九大开幕时对代表们说：“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文惠1939年出生于延安，平日非常爱吃陕北饭。这次办事处请她，上了一桌陕北饭，量还比较大。可是虽说徐文惠大姐大快朵颐，也没能全吃完。
徐文惠大姐坦言说：“剩得太多了，不过不要紧，打包，我带回去下顿吃，浪费不了。”这一次，办事处倒是备有打包的家什，很快打好了包，徐文惠大姐自自然然地提走了。那位办事处的干部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开国大将的女儿，剩下点饭菜还打包，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工作人员，回到陕北，也会汇报宣传，该好好向人家徐大姐学习。”我们在延安插过队的老知青，也早就形成了一个习惯，相聚吃饭一定把剩饭剩菜都拿走，有时候还要分一分，每人都带一点。偶有遗落，准会有人提醒一声：“别浪费呀。”
但是前一阵子，一位台湾“名嘴”在电视上说：“大陆人打包，开展‘光盘行动’，那是因为他们没吃的，他们穷！他们缺粮食！”但随即又有一位台湾“名嘴”不同意此人的见解。这后一位“名嘴”说：“其实呀，我们这边不该怕大陆民众剩下满桌饭菜，应该怕的倒是他们把剩饭剩菜全都打包打走，想想看，那是什么境界！”
我是举双手赞成“光盘行动”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忘本、不忘初心，就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作者系著名军事历史学者）
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曾经犯过的错误，目的是为了避免今后再犯同类错误，避免发生在一个坑前绊倒几次的悲剧。从向日军展开大反攻、全国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来看，从新中国诞生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发展来看，《决议》的目的是达到了。
我建议大家也能抽出一点时间读一读或者重读这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敢说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感悟。这篇《决议》作为附录登载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是比较好找的。当然，如果读了这篇《决议》之后还有兴趣，也可以进一步再读一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屈从总是以“老子党”自居的苏联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中，在中央根据地叫得很响的“武装保卫苏联”一类的口号，抗日战争中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无论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斯大林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人都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正确接受，不符合实际的就不接受。
来到延安，讲初心和使命，就不能不回想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培育起的延安精神；就不能不重温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等精神财富。
我们还是共同回顾一些延安、陕北的老事儿吧！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关于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对党内公认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成就的同时，没有讳言党所犯过的错误。为什么会犯“右”倾错误，又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特别是连续犯“左”倾方面的错误。《决议》将其分区为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二次“左”倾路线，以及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决议》有理有据地分析了连续产生三次“左”倾路线的根源，“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以及“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用《决议》的话来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受到‘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曾经犯过的错误，目的是为了避免今后再犯同类错误，避免发生在一个坑前绊倒几次的悲剧。从向日军展开大反攻、全国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来看，从新中国诞生后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发展来看，《决议》的目的是达到了。
我建议大家也能抽出一点时间读一读或者重读这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敢说一定会有新的理解和感悟。这篇《决议》作为附录登载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是比较好找的。当然，如果读了这篇《决议》之后还有兴趣，也可以进一步再读一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屈从总是以“老子党”自居的苏联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中，在中央根据地叫得很响的“武装保卫苏联”一类的口号，抗日战争中再也没有被提起过。无论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斯大林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人都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正确接受，不符合实际的就不接受。
例如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后，苏军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斯大林很担心德国的法西斯盟国日本的动向。假如占据着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这时候再从东面进攻苏军，就会使苏军陷入西面抗击德军，东面又得抵挡日军的极为不利的局面。苏联方面几次向延安发出电报，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力能够进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拖住日军，使日军放弃进攻苏联。驻延安王家坪的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此时挂出了八路军从各抗日根据地向东北进军的作战地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王稼祥等都来到作战室，听取作战部门的汇报和分析。毛泽东等人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苏联过高估计了中国八路军的力量，以我们现有的实力，是无法完成远征东北、攻打日本关东军的战略目标的。
最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不向东北派出八路军主力。接到延安的答复后，斯大林仍不甘休，又发来电报，还是要求中共派军队向东北日军进攻。延安方面不为所动，仍予拒绝。终于，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议，挂在王家坪作战室内的开赴东北地图，也被一张张地取了下来。今天回过头去看，假如当初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压力下派出八路军主力从各根据地，经长途跋涉，强突封锁，向东北日军进攻，结局很难设想，八路军主力遭受损失不说，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甚至陕甘宁边区，还能不能保得住呢？
下面谈谈艰苦奋斗。有人说，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政治资本，我赞成这个说法。又有人说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我也赞成。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艰苦奋斗的事迹可以说数不胜数。现在许多人关注电视和网络。在网络上也有不少当年延安的活动影像。比如，有延安电影团上个世纪40年代拍摄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的纪录片，有美军观察组成员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延安军民收割庄稼、纺线织布的镜头，还有摄影家吴印咸抓拍的众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毛泽东为八路军120师干部作报告的情形。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穿的旧裤子是打了补丁的。
爱国华侨陈嘉庚1940年5月来到延安参访。他吃了毛泽东招待的一顿饭，还在参观抗大第三分校时，与师生们共进了午餐，小米、南瓜、洋芋、萝卜，让陈嘉庚从中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再与大后方重庆相比，“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实，使陈嘉庚痛心之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日后得天下者必为中国共产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精神得到了保持和发扬。1962年，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与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共同指挥了中印边境（西段）自卫反击战。这两位参加过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老将军与参战部队同甘共苦，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英勇奋战，克服高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将入侵的印军据点全部拔除。心脏不大好的徐国贤，和年轻战士们一起往阵地上运送迫击炮弹，令饱受高原反应折磨的部队指战员士气倍增。
不能讳言，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国家承平日久、百姓生活日渐富裕的情况下有所淡化，奢靡之风渐渐抬头。2003年，我作为军事顾问，陪着毛泽东主席的女婿王景清同志回陕北老家，拍摄他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神府红军游击队》。一次王景清被请吃饭，由于饭菜十分丰盛，直到饭局结束，仍有三分之二的饭菜剩在了饭桌上。看着那一盘盘没吃完的美味佳肴，王景清提议说：“都打包吧，我们北京来的同志住宾馆带走没法处理，你们本地的同志把剩饭都带回家去，下一顿可以接着吃嘛。”但服务员姑娘却回答：“我们这里不能打包，也没打包的家什。”王景清听了这话，提高声音说道：“你说什么？不能打包？我们老家过去是多么穷困的地方啊，谁能吃得上这么好的饭菜？现在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啊，你们就浪费、就忘本啦！不行，今天非得打包不可！”
见王景清动了怒，请客人尴尬之下赶忙批评服务员：“谁说不能打包？能打包嘛，快去把打包的家什拿来！”结果我们在饭桌旁硬是等了二十几分钟，服务员才把饭盒、购物袋找来，不大熟练地把剩饭剩菜装了进去。我一看那购物袋，就猜想到这些饭盒可能是临时买来的。以前，人家这里真没有打包这个项目。
又有一次，七八年以前，陕北的一位驻京办事处主任请徐文惠吃饭，商议合唱团演出及为学校捐助书籍、电脑的事，我作陪。徐文惠是开国大将徐海东的女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海东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至1935年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在红一、红二、红四、红二十五军四路长征队伍中率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于延川县永坪镇。又与刘志丹共同指挥延安以南的劳山战役，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在中共九大开幕时对代表们说：“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文惠1939年出生于延安，平日非常爱吃陕北饭。这次办事处请她，上了一桌陕北饭，量还比较大。可是虽说徐文惠大姐大快朵颐，也没能全吃完。
徐文惠大姐坦言说：“剩得太多了，不过不要紧，打包，我带回去下顿吃，浪费不了。”这一次，办事处倒是备有打包的家什，很快打好了包，徐文惠大姐自自然然地提走了。那位办事处的干部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开国大将的女儿，剩下点饭菜还打包，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工作人员，回到陕北，也会汇报宣传，该好好向人家徐大姐学习。”我们在延安插过队的老知青，也早就形成了一个习惯，相聚吃饭一定把剩饭剩菜都拿走，有时候还要分一分，每人都带一点。偶有遗落，准会有人提醒一声：“别浪费呀。”
但是前一阵子，一位台湾“名嘴”在电视上说：“大陆人打包，开展‘光盘行动’，那是因为他们没吃的，他们穷！他们缺粮食！”但随即又有一位台湾“名嘴”不同意此人的见解。这后一位“名嘴”说：“其实呀，我们这边不该怕大陆民众剩下满桌饭菜，应该怕的倒是他们把剩饭剩菜全都打包打走，想想看，那是什么境界！”
我是举双手赞成“光盘行动”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忘本、不忘初心，就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作者系著名军事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