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中庄大队位于李渠公社西边的一条沟里。这条沟共有5个村子，打头的是李渠西大队，然后是沙家沟、中庄、曹坪、张庄。
　　我们是1969年2月4日到队里的。记得那是1969年秋，我和八中的几位同学去公社赶集，在公社遇见公社干部在劝说两个男知青。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分别是我们沟里张庄的八中插队知青周实和彭小阳。彭小阳因为想回北京，却没有钱，周实处于义气帮忙。二人把当下不穿的衣服找出来，开始在村里卖衣服、被褥、箱子等东西。卖得很便宜，一件绒衣大概只卖两三元，厚点的衣服卖3到5元。没买到便宜衣服的人立即向公社告发了他们。公社干部不仅叫停了这场买卖，还将他们二人叫到公社劝阻，正好让我们遇见。
　　我见其中一个男孩瘦高瘦高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就说：“这孩子怪可怜的，要是家长知道了得多难受啊！”跟我一起去公社的八中同学吴大力正好和这个男孩一个班。他对我说：“那个男孩叫周实，家里是教育部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仔细打量着这个男孩，觉得他长得很像我的表婶。我表叔是教育部的，一家人住在西单大木仓胡同的教育部大院里。他家孩子的小名都取了大名的最后一个字，比如小宏的大名叫周宏，只有最小的男孩小名叫小宝，而大名我不知道。由于这几年两家走动少，小宝在我眼里还是个小男孩，是小学生。后来才知道他升入男八中。
　　我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个将近1米8的男生。吴大力说他们班还有一个叫余雪涛的同学跟周实住在一个院子。我立即请她帮忙打听一下周实的小名是否叫小宝。
　　大约过了半个月，消息传来，周实的小名还真叫小宝。真没想到我们姐弟住在一条沟里快一年了，彼此相距不到8里地，竟然互相不知道。
　　又一个赶集的日子，在去公社的路上，我恰巧看见周实走在前面。“小宝。”我快步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只见他颤栗了一下，突然回过身来，眼里闪着泪花对我说：“姐姐你认我呀！”我吃惊地问：“你认识我，那怎么不找我呢？”小宝说：“我怕你嫌我们家有问题而不理我。”我真是哭笑不得。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原来他认得我。姐弟俩在这遥远而又远离亲人的地方相见，真是高兴极了！
　　当天，我就邀请小宝到我们村来做客。大家知道我们的相聚后，都非常高兴。而且恰巧我们队八中的同学都与他是一个班的，大家都非常热情地招待他，像过节一样给他做好吃的。此后，他经常过来看我。我那段时间正好在村里当老师，每天我去上课，小宝就在我们窑洞里帮忙干活，很勤快。他切菜的刀功非常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做饭时他就在旁边，一边拉着我从北京带来的手风琴，一边唱歌。自从姐弟相见后，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话也多了。
　　有一天，我和我们班的黎晓政去他所在的村子看他。因为跟他在一起的彭小阳同学回北京了，只剩他一个人住在一孔很小的冰冷的窑洞里。一个人的饭不好做，他也经常凑合着只吃点稀的。有一次，他把麦粒当成大米来煮，结果吃得直拉肚子，得了急性肠胃炎，还发高烧。后来被大队书记用车拉到公社医院去看病。我们去时，窑洞里缺柴少煤，冷灶冷炕，锅里还有早上的剩稀饭。被褥都很潮，衣服不知多久没洗了。看到这么凄惨的景象，我真是心疼啊！他才是一个15岁的孩子，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我们两个人赶紧帮他收拾屋子，拆洗、晾晒被褥，帮他去砍柴。
　　事后，我向公社提出把他调到我们队。但是公社人员说：“知青到哪里插队，都是事先分配好的，不能随便调动。”我只好给他父母写信讲了实际情况。不久，小宝回北京探亲去了。1970年年初，他爸爸去了安徽干校，他妈妈和姥姥又被下放到江西干校。由于老人行动不便，干校领导同意周实作为家属和他妈妈一起去了干校。
　　1970年的中秋节，我收到了小宝寄来的两块月饼。表婶告诉我，中秋节的时候，干校给每个人发了两块月饼，小宝舍不得吃，找了点木头片钉了一个小盒子。问他干什么，他说要把月饼寄给姐姐。
　　后来，我们先后都回到了北京。虽然见面并不多，但插队那段日子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