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9年离开北京到延安插队，距今已近50年。
　　初到延安
　　还记得49年前的那个冬天，延安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我们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着来到了延安李渠公社崖里坪大队。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生产队后边的一排孤零零的小平房，每间进去都是半间屋子半间炕。由于多年不住人，屋子里冷得就像冰窖。
　　到了晚上，需要点上一盏小煤油灯。所谓的小煤油灯，其实就是巴掌大的一个小小的油壶，壶嘴里插上一根棉线，点燃后冒着黑黑的油烟。豆大的火苗忽闪忽闪的，无论看什么东西，都要把东西拿到油灯前，眯起眼睛才能看清。由于太冷，我们早早地钻进了被窝。这时候，父母为我们准备的厚厚的新被褥发挥了作用，暂时为我们驱赶了寒冷，使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清冷的房子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千里之外的陕北的“家”中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身子一动，才发现每个人呼吸的热气已在被头上结了一层薄冰。大家互相鼓励着，咬着牙起了床。起来洗脸时才发现，桶里的水早已经结成了冰疙瘩，毛巾也冻得硬邦邦的。这和两天前北京家里暖气充足的房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严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过年
　　到延安没几天，春节就到了。那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延安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粮食歉收，家家缺粮少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知青的到来更是给延安带来了极大困难，国家紧急从外省调拨粮食，给我们供应的是陈年的黑豆和高粱、玉米。
　　过年前一天，没有油、没有菜，毫无生活经验的我们看着这仅有的几样粮食，决定睡懒觉度过这个年，能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大年三十早上9点多，我们就隐隐听到门外传来说话声，模模糊糊也听不清楚，也懒得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赖床到11点，我们才慢慢地起来。推开吱吱作响的房门，门外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那么多的老乡圪蹴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大多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腰里系着布腰带，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两手交叉着插在袖子里，鼻头早已冻得红红的。原来生产队于前一天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怎样让北京知青过年。研究的结果就是各家再苦也要让这些“北京娃”过个好年，不想家。采取的办法是每家请一名学生到自己家里吃一天饭。这样算下来，不见得家家都能轮上。所以就发生了眼前的一幕——“抢人到家中吃饭”。我们只有11个人，那么多个老乡在等候，明知许多家就请不到人，还硬生生地在那么寒冷的雪地里等候着，没有一个人来敲门催促我们起床。
　　当时，我们还来不及反应，已被老乡拉住了胳膊，硬是被拽着往村里走去。小山村里顿时活跃了起来。
　　暖暖的土窑洞，热腾腾的饭菜摆在炕桌上。大肉、油糕、米酒、油馍馍、饺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尊贵的客人要盘腿坐在炕的最里边。老乡热情地邀请我上炕，我哪会盘腿坐呢？好说歹说坐在了炕沿外边，可以把腿放在下面。此举之后多年一直成为老乡津津乐道的笑谈：“那么大的女子还不会盘腿坐，坐在炕边……”
　　劳动关
　　春节在老乡的关爱中很快过去了，严峻的劳动关又来考验我们了。还记得第一天上工的日子，我们早早起来做饭，但是由于掌握不好用大灶烧火做饭的技术，大家心急，每个人都拿着火钳去灶火里拨弄鼓捣，结果火越来越弱，大锅里蒸着的一锅发面窝头怎么都不上气。时候不早了，老乡们也都过来等我们了，我们决定窝头不熟也不等了，就这样吃。结果吃到嘴里，外面那层还可以，里边还是稀糊糊的生面。因为没有菜，就蘸着盐粒把半生的窝头吃了下去。这时觉得真渴，却没有热水喝。不知谁看到前边小锅里的刷锅水开了，就冲我们喊了一声。我们一看，锅里泡着用过的碗筷，还有高粱苗做的刷子，脏兮兮的小半锅水刚刚冒起几个水泡泡，快要开锅了。大家每人盛了一点，算是喝了点热水。
　　我们跟着老乡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以前上中学时，每年都下乡劳动，觉得自己挺能吃苦的，但绝不会想到第一天的劳动是那样艰辛，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竭尽全力，什么是拼命。
　　那天是往山上的田里担粪。每人一副扁担，前后两个柳条筐子，装上已沤好的粪，往山上送。我们从未挑过担子，走的又是山路。平时空手爬山还累得气喘吁吁，这要挑上几十斤重的担子，中途没有平地，不能有片刻停顿地往上走。向来都要强的我们，用尽全身力气往山上走去。不一会儿，棉袄就被汗水湿透了。往上看，连绵的黄土高坡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心里默念着。于是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攀登。第一趟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十几里的山路，不知是怎样走上来的。
　　下山的时候，我的腿软得直想往下跪。那天，每人要往返三趟，队长让我们知青每人往返两趟就可以了。但不服输的我们拼了命也不能在第一天就败下阵来，坚持往返三趟。
　　我们收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山村里静悄悄的，大概老乡已经歇息了。回到住地，我想喝碗热水，才发现两只手哆嗦得竟然端不起饭碗，只好凑在桌边，弯下身子趴在碗边喝下那口热水，好舒服。一天下来，我们的肩膀都磨出了血泡，衣服粘上去疼得钻心。想想第二天还要干同样的活，真是不敢想象……就这样，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突破了体力和心理的极限，慢慢地过了劳动关，也得到了老乡们的高度认可。
　　刘如老汉
　　老乡对我们非常关爱，看到我们没有菜吃，各家每天轮流给我们送来他们自家腌好的咸菜。那咸菜真好吃啊！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我们也尽己所能地给老乡送去带来的药品，帮助老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当时，我们坚持给队里的五保户刘如老汉家挑水。刘如老汉是个残疾人，个子特别矮，患有柳拐病和严重的哮喘。由于他有残疾，娶了一个半傻的婆姨，生了好几个孩子，家里全靠他每天的工分过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艰难至极。刘如拖着生病的身子，每天收工后还要往家里担水。我们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就坚持每天给他家送一担水。
　　几年后，我从山上摔下来，头部受伤，引起感染，被送往延安地区医院住院。刘如老汉听说后，拖着病体，硬是整整走了一天的路来到医院看我。当我看到他一边喘着，一边哆哆嗦嗦地从挎包里拿出小半把挂面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那是他全家舍不得吃的、最珍贵的食品，他步行几十里送来的是他的一颗心啊！
　　一年后，刘如老汉去世了。去世的时间是在深夜。老乡后来告诉我们，他最后的话就是“叫学生来”。老乡怕吓着我们，没有满足他最后的请求，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房东乔文成
　　最让我们知青难忘的是我们的房东乔文成。插队期间，乔文成家无偿给我们提供了一孔土窑洞，供我们几个女学生住宿。这孔窑洞当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窑洞虽然破旧，但是冬暖夏凉。一在窑里烧火做饭，炕上就热乎乎的。晚上睡在热炕上，一天的疲劳很快就缓解了。
　　从此，乔文成就好似我们的娘家人，成了我们最信任的长辈。乔文成在队里威望很高。他虽然身体不太好，谢绝了担任生产队干部，但是他说话很有分量。队里有大事、难事时，都征求他的意见。而且他干农活技术好，队里种瓜种菜都要请他出山。只要他一出山，蔬菜和西瓜的长势就好。
　　我们到队里的那年，由于社员的日子太苦了，队干部多次找到乔文成，给他做思想工作，请他一定出山。他实在推脱不了，就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让知青做他的助手，队领导连连答应他的要求。他之所以要让知青做助手，表面的理由是需要有文化的人帮他收款记账，其实他告诉我，是因为我们这些学生没有私心，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干活认真不惜力，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因为这个活牵扯到经济利益，需要像知青这样的人来做，不能让社员因此说三道四。
　　我有幸成为瓜园会计，和乔文成朝夕相处，听他讲述了很多陕北的历史故事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他教我种瓜的技术，什么土壤适合种瓜，什么品种适合什么方法栽培，真是经验丰富。他脑子非常好使，爱分析问题，什么事都看得很深，但从不轻易说话表态。我敬佩他的为人，敬佩他看问题的高度，敬佩他的劳动技能。无论有什么事情，只要和他商量后，心里就有底了。
　　老乡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在离家千里之外有了亲人，也让延安成为了我们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