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将永远载入史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变化，北京知青相继被招工，进入了机关、厂矿和企事业单位，从此，生活开始了转变。
　　李增春，曾在下坪插队两年多，于1971年底被招到延安地区水利施工队，安排的工作是收发员。1973年以后，从事了电影放映工作。
　　两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组织分配安排的各项任务都爽快接受。工作中，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正因如此，他也得到了领导、同事和单位周边居民的认可。在单位及周边一带，只要提起李增春的名字，真是老少皆知。
　　单位有一个多功能大礼堂，平常是饭堂、会议室，白天也可以在这里放映电影。
　　一台放映机，伴随了他近二十个春秋。直到电视机普及后，这台放映机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那个年代，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由于当时的影剧院只有一部片子，几家单位都要上映，这就免不了等片、跑片、倒片、搬运，相比之下，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增加了劳动强度。可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并且无怨无悔。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可那颗不老的心依旧奋发向上。只要是有益社会的活动，他都积极参与，不计报酬。在筹建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时，他跑前跑后，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得到了相关单位的表扬认可。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的他，虽然双鬓染白，但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把自己的才华尽量展示出来。他先后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作品，在延安各类杂志、报刊登载，用手中的笔描绘着美好的未来。
　　无独有偶，很多知青的故事同样让人回味。
　　当年的施工队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学晏的腿，李望伦的嘴！”从表面理解，一个是腿脚利索，行步如飞；一个是口若悬河，能言善辩。
　　王学晏，北京知青，个子矮小，其貌不扬，走起路来一阵风。他在中队担任材料员，每次领料时，仅凭两条腿往返。中队在延安南二十里铺沟门，距队部库房十多公里，有时领到几十公斤的机械配件，他都手提肩扛步行往返，令人心生敬意。
　　最使我敬佩与难忘的是北京知青张小弟，他曾在南泥湾插队，1971年被招工到施工队。在王窑水库大会战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工作中，小弟积极肯干，认真负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困难面前从不低头。他对同事仗义大方，谦虚温和，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回京后，由于劳累成疾，患了绝症。去世之后，家属根据他的遗言，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北京协和医院。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最需要的人。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1年3月，延安大地依旧天寒地冻，冰雪尚未消融，杏子河上发生了冰河救美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北京知青刘铁良和谢春萍。
　　王窑水库前期工程基本完成，计划3月9日大坝合龙。合龙之前，所有停在河对岸的机械设备全部都要转移过来。否则大坝合龙后，河水上升，再过河就困难了。
　　当时停在河对岸的有三台拖拉机，北京知青李万春、李望伦等人开着两台拖拉机在冰河上顺利通过。开第三台拖拉机的是刘铁良，陪同的是谢春萍。当拖拉机走到河道中间，突然一声巨响，人机瞬间沉入河底。河水不是太深，但足以没过整台拖拉机。看到这一幕，岸边的人顿时惊恐万分。突然，刘铁良的头露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钻入刺骨的水中，把谢春萍从驾驶室里拖了出来。在岸上人员的接应下，两人都脱离了险境。人无大碍，只是虚惊一场。
　　刘铁良身高一米八几，落水的那一刻，他临危不乱，急中生智，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祸。从此，二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最终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段姻缘。
　　北京知青为延安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