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月亮，喜欢它的皎洁明亮。
　　深蓝色的天空高远深邃，数不清的银星闪耀其间，但不胜那一轮明月。那轮明月恰似一尘不染的水晶盘，亮得那么透彻，那么宁静，那么令人神往。
　　夜深了，万物静了，心儿更静了。只有那极为明亮、极为动人的月光在轻轻地笼罩着我，使我如痴如醉。
　　我喜欢月亮，不仅是因为它美丽明亮，更是因为我母亲的名字就是月亮。
　　母亲去世已有近六十个年头了，但在许多月朗星稀的夜晚，我站在窗前望着月亮，母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母亲1938年参加革命，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他们在延安相识结婚。后来，母亲被分配到革命根据地瓦窑堡做敌后宣传工作。那时，母亲教群众唱《东方红》《解放区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教他们识字，和群众一起做军鞋并将其送到前方战士的手中，组织民兵和群众到战地抢救伤员，用担架把伤病员送到村里养伤。
　　1948年，父亲接到上级调令，党组织便委派当地民兵把我们全家护送到宁夏。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民兵在一头毛驴的背上放了两个柳条筐，一个筐子里放着我，另一个筐子里放着妹妹。母亲则抱着小妹坐在另一头毛驴的背上。就这样，我们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走了半个月，到了盐池苏维埃根据地。然后，这里再派人将我们护送到银川。
　　到了银川后，我们全家被安排在现在的宗睦巷，住在了马鸿逵一个部下的私宅。这是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我家住正上房。院子的右侧住着时任宁夏政协主席袁金章一家人，左侧住着宁夏政府的家属，后院住着时任文化局局长丁光明一家人。
　　来到这里的第二年，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由于体弱多病及孩子多的原因，母亲不再工作。
　　父亲被分配到宁夏政府工作，每月工资津贴一个银元。我们全家在政府食堂吃饭。一天两顿饭，顿顿都是大米饭白馒头，白菜萝卜粉条，时不时还有肉，伙食很好。我们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鞋袜和盖的被子都是政府发的。政府看我家孩子多，要给我们发救助金，但母亲坚决不要。
　　那年，我上了宁夏保育小学。学校的学生全部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母亲便为我一针一线缝好了衣裤。“六一”儿童节那天，我穿着母亲缝好的衣裤，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感到无限幸福与骄傲！
　　就在“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下午，校长韩效奇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周总理派飞机给我们全校学生送来了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服装。全校师生都站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翘首企盼着。等了一个多小时，只见操场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直升机向我们抛下了一包包衣服。老师把衣服分给每个学生。七十年过去了，但这件事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后来，母亲因高血压、心脏病住进了南门外医院，就是现在的附属医院。我和弟弟妹妹五人步行到医院看望母亲。我们五人齐齐地站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拉着弟和妹的手久久不放。
　　第二天一早，我用二两粮票在一个小饭店为母亲买了两个小糖包和一碗稀饭，来到病房时，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这时候，护士进来对我们说：“你们跟我来。”我们走到医院最后一排平房前，只见平房的四周长满荒草，房子低矮破旧，穿白大褂的人打开房锁让我们进去。原来这里是停尸房。
　　“妈呀！妈呀！昨天你还拉着我们的手，可今天你就走了！我们送来的包子和稀饭还是热的，你都没尝一口呀……”我们哭成了一堆烂泥，瘫在地上。
　　母亲和父亲年轻时，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前进，在和平年代也朴素节俭。敬爱的父母们，你们永远是儿女们心中的丰碑！
　　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蓝色的布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一本书。那是1938年陕甘宁教育局出版、由董纯才先生编写的战时常识教科书。书皮上写着“月亮”两个字，这时我才知道母亲的名字是月亮。小时候，父母每转移一个地区，总把这本书缝在我的衣服里面。捧着这本书，我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从此，我对月亮的感情又深了一层。看见月亮，就如同看见母亲。因为母亲的一生，如同月亮一样皎洁明亮，辉映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