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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使之将人民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1914年列宁曾讲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是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角来说，是从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位来看。那么，随着历史不断向前推进与演变，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比、研究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任务，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了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变成人民群众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新举措。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的界定
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大众性这一特征与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厘清与界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工农兵学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论述文艺为谁服务的这一核心问题时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军，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文艺服务、教育的对象就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当然，人民大众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境的变迁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大众化，“大众”二字讲的是广度，而“化”则强调的是“程度”，即不是枝节末叶，而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化”又具体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即把抽象的深奥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二是要“化”大众，即让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群众的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提及四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录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即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来宣传，而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摘录的，强调在宣传中“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第三篇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如何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鲁迅写道：“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第四篇是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四篇文章都在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即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通俗易懂。这是接近群众、教育群众的桥梁。
最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把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944年4月，针对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一段引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将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指出：“‘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毛泽东关于艺术创作目的的论述，毫无疑问是具有普遍性的，完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之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使之将人民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要求
大革命的失败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都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认识清楚，但正是在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对比中，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政治领导的基础上，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功实践的基础与前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和外来知识青年中流行一些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的问题，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本本，是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是用实践来套这些理论。对此，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整风运动中提出了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颇有感慨地总结道：“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毛泽东的这些要求，就是要使党员群众深刻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做法，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必然要失败的。
其次，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两大特征就决定了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与实际相结合，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一言概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最后，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也要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结果是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它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只有学习“一般规律的结论”，革命中才能坚定信念，才能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只有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更好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推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多渠道、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正确的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深入党员群众的认识与实践之中。
首先，强调“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一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介绍和讴歌，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集中翻译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在北京的毛泽东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1938年，中央军委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作为军事干部的必修课，为此，成立了军委编译处，负责把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及苏联的军事材料等翻译成中文。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了《思想方法论》的编译出版工作。1942年9月，毛泽东给主管宣传工作的凯丰的信中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的设想。1943年5月，经毛泽东的提议和亲笔审定，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结论中一再提到翻译工作，指出“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在闭幕式上，毛泽东更是提出：“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经毛泽东的倡导与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现了一个高潮，成果众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其次，用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并深入人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不光有一个准确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结合本国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抽象、深奥的理论民族化、通俗化、形象化，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毛泽东用古代哲学的“矛盾”概念表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用“矛盾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比作“矢”和“的”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用《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的典故，来阐述研究问题不能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道理；用“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来说明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毛泽东在大众化语言的运用中，最为典型的是后来称之为“老三篇”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用通俗、易懂、大众的语言，塑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革命彻底主义的愚公等三位鲜活的共产党人形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
再次，领导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1938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纲要指出，“大大的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他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从1941年起，针对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硬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它“在精神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我们就不能前进”。为了推进学习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把所有干部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中；二是对延安创办的报刊杂志进行改版，使得“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形成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局面。通过学习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来，并将之写入党章指导全党行动。
最后，倡导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那么，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历史，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今天党内的情况，今天党内工作实际”。在联系历史实际方面，毛泽东编写干部学习课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编辑党书《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在全党掀起了一股学习研究、认识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潮流。在联系革命实际方面，1941年3、4月间，毛泽东把过去自己调查研究的文章汇集成册为《农村调查》，并于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1942年1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的社论，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钥匙。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环节了”“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
（作者系延安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4年列宁曾讲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是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角来说，是从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位来看。那么，随着历史不断向前推进与演变，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比、研究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任务，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有了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变成人民群众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新举措。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的界定
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大众性这一特征与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厘清与界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是工农兵学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论述文艺为谁服务的这一核心问题时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军，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文艺服务、教育的对象就是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当然，人民大众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境的变迁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指出：“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大众化，“大众”二字讲的是广度，而“化”则强调的是“程度”，即不是枝节末叶，而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化”又具体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要大众化，即把抽象的深奥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理论；二是要“化”大众，即让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群众的语言。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提及四篇论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录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即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来宣传，而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摘录的，强调在宣传中“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第三篇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如何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鲁迅写道：“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第四篇是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四篇文章都在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即言之有物，有的放矢，通俗易懂。这是接近群众、教育群众的桥梁。
最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把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944年4月，针对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一段引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将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指出：“‘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毛泽东关于艺术创作目的的论述，毫无疑问是具有普遍性的，完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之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通俗易懂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使之将人民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要求
大革命的失败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都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认识清楚，但正是在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对比中，在遵义会议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政治领导的基础上，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功实践的基础与前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延安的党员干部和外来知识青年中流行一些顺口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的问题，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本本，是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是用实践来套这些理论。对此，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整风运动中提出了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颇有感慨地总结道：“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毛泽东的这些要求，就是要使党员群众深刻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做法，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必然要失败的。
其次，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937年7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两大特征就决定了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与实际相结合，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一言概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最后，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也要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结果是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它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只有学习“一般规律的结论”，革命中才能坚定信念，才能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只有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才能更好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推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多渠道、全方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正确的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深入党员群众的认识与实践之中。
首先，强调“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一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介绍和讴歌，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集中翻译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在北京的毛泽东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1938年，中央军委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作为军事干部的必修课，为此，成立了军委编译处，负责把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及苏联的军事材料等翻译成中文。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了《思想方法论》的编译出版工作。1942年9月，毛泽东给主管宣传工作的凯丰的信中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的设想。1943年5月，经毛泽东的提议和亲笔审定，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结论中一再提到翻译工作，指出“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在闭幕式上，毛泽东更是提出：“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经毛泽东的倡导与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现了一个高潮，成果众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
其次，用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并深入人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不光有一个准确翻译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结合本国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抽象、深奥的理论民族化、通俗化、形象化，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毛泽东用古代哲学的“矛盾”概念表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用“矛盾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用“实事求是”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愚公移山”来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比作“矢”和“的”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用《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的典故，来阐述研究问题不能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道理；用“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来说明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毛泽东在大众化语言的运用中，最为典型的是后来称之为“老三篇”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用通俗、易懂、大众的语言，塑造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革命彻底主义的愚公等三位鲜活的共产党人形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
再次，领导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1938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纲要指出，“大大的加强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后解放的保证。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他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从1941年起，针对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僵硬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又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它“在精神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我们就不能前进”。为了推进学习运动深入广泛地开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把所有干部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中；二是对延安创办的报刊杂志进行改版，使得“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形成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局面。通过学习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来，并将之写入党章指导全党行动。
最后，倡导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那么，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联系历史，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今天党内的情况，今天党内工作实际”。在联系历史实际方面，毛泽东编写干部学习课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编辑党书《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在全党掀起了一股学习研究、认识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潮流。在联系革命实际方面，1941年3、4月间，毛泽东把过去自己调查研究的文章汇集成册为《农村调查》，并于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1942年1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钥匙》的社论，指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武器，指引了一条捷径，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钥匙。这对于全党学习应用马列主义，将是一个重大的推动。从这个决定以后，调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环节了”“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
（作者系延安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