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王春英（左）再回故土，与乡亲交谈
　 我曾就读于北京二龙路学校，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怀着对红色延安的憧憬，于1969年1月到陕西延安临镇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一同前来插队的北京知青共12人，其中男生7人，女生5人。
　　1972年，正是各个单位对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大招工的时候。那段日子里，每天下午一收工，所有知青都围在窑洞墙角上一个灰黑色的有线广播小喇叭前，屏着呼吸听着里面传来的宣读各生产队知青的名字和分配到何地何单位以及报到时间的声音。每当喇叭中传来一个知青的名字时，似乎像是对一个人命运的宣判，那种跌宕起伏的揪心瞬间刻骨铭心。
　　我们小队的知青陆续得到分配，后来只剩下我和一个男生了。那时我20岁，而这个男生正是我最爱慕和最让我动心的。他唱歌时独特的带着磁性的声音使我如醉如痴。我甚至想，如果这山沟里只剩下我们两个北京知青，我宁愿插队一辈子——只要和他在一起。
　　但天不答应。最后一批分配名单公布了，上边有他没我。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此时，整个生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
　　我们知青住在半崖上的三孔窑洞中。吃水要到沟里挑，每天要劈柴、推磨、种自留地，收工后要自己做饭。平日里男生干的有些活，如今我一个人全都要承担起来。这一切令我五脏俱焚。
　　我心如刀绞，含泪帮这个男生收拾完东西把他送走。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瓶白酒。
　　常听说喝酒能解百愁，但我不会喝酒。傍晚时分，我才回到了冷清黑暗的窑洞。我盯着小煤油灯那惨淡的光，咬牙把一瓶白酒全都倒入了一个搪瓷缸子，然后就像喝凉开水一样一饮而尽——片刻之后，我就觉得脸发烧，天旋地转，随后倒在冰冷的土炕上失去了知觉。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大亮，酩酊大醉的我被冻醒了。睁开眼，看到掉在地上的搪瓷缸时，我才明白我还活着。小小的搪瓷缸伴我熬过了这个凄凉难忘的长夜。
　　1972年底我被招入延安市美术公司工作，1979年返回北京后，曾在北京民政工艺品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人生莫测，时光荏苒。不觉之中，我已步入了老年。如今，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很是知足。
　　在第二故乡延安的黄土地上，我洒过汗，也流过泪，至今难忘那段坎坷的经历。这个搪瓷缸也一直默默陪伴在我的身边，替我保守着秘密。
　　由衷感谢那段逶迤前行的峥嵘岁月——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