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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借鉴发展及重要价值
马忠 陈晨
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传统治国经验进行反思、总结、继承和创新具有独特价值，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十分重视对传统治国经验的借鉴和发展，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深刻领会习近平对传统治国经验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助于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治国理政思想的营养，从历史走来，为现实指引，向未来延展，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一、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治理”与传统意义上的“治国”一词有明显差异，也应严格区分，而且“现代化”与“传统”也显示出某种断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研究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不应机械套用主要来自国外的现代化理论，更不能将西方现代化道路当作唯一标尺。习近平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治国经验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中国传统治国思想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资源和有益借鉴。
其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立足当代不能忽视历史，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尊重历史，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发展，不可一蹴而就。历史惯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性等都意味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是一个以深层次构建为核心的漫长过程，其机理是在量变基础上实现质变。强硬地照搬照抄或以外力从表层强硬干预，往往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结果。如我国从古代法治到近代引进世界先进法治理念，再到如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都体现了以量的积累实现质变的逻辑进路。为此，要以继承发展的眼光而非简单否定的态度对待传统治国思想，要善于甄别中国古代治国实践中独特而珍贵的内容及其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联系。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的相似性；“天人和谐，人法自然”与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协调性；“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贯通性以及“危者使平，易者使倾”与新时代保持居安思危意识的一致性等。
其二，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渐进改进。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从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出发，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渐进稳健地实现。“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关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超大性”特点，科学借鉴传统治国思想中的“常变”关系。“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可以看出，渐进改进并非简单的经验演进，而应在已有的历史背景下按阶段进行理性建构，其机理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逐步引入新的因素，逐步从边缘到核心的过程。
其三，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性演化。国家治理是一个体系性建构，表现为宏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这一系统性要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做到内生性演化。内生性演化是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与亿万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认知心态相联系，从民众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和渴望出发，以内因推动外因。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为技术问题寻找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人的维度思考问题，如现代英国法治就是在理性法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自由主义理论铺垫下逐渐形成的。总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人文精神、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通过内生演化，凸显中国特色、中国价值、中国气质。
二、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经验
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落后的成分，也有积极的部分，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加以甄别。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经验有以下四个方面：天下一统、政令严明；以德为本、以法为用；修齐治平、礼乐教化；选官取士、尊贤使能。
（一）天下一统、政令严明
“大一统”始见于《公羊传》，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本体，后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包含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等多重含义。“大一统”成为我国古代首要的治国理念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早在夏商周三代，我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将“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主张；由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确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
（二）以德为本、以法为用
德与法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中的两个核心内容。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将两者关系确定为“德主刑辅”，孔子主张尊德礼、行仁政，后来荀子提出礼法并施。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治国推崇伦理至上，强调以法为用。早在西周时就确立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西汉注重“礼法并重”；唐代的“贞观修礼”更是贯穿了这一理念，强调“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宋以后理学强调礼与律“不可偏废”，这些都曾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三）修齐治平、礼乐教化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政治建构的基本思路。《礼记·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即人君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与“修齐治平”相适应，中国古代治国十分推崇“礼乐教化”，即将做人的“仁义”与治国的“礼乐”高度统一起来。“礼”以养性，“乐”以怡情；“礼”是“义”的外化，“乐”是“仁”的外化。其核心是以德化民，唤起民的正直天性，使民心纳于正道。
（四）选官取士、尊贤使能
“中兴以人才为本”。在研究中国传统治国经验时，应高度重视“士大夫”这一知识官僚阶层的主体作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古代较为完善的选官取士制度有关。在古代稳定的“辅助决策、执行、监察”的权力模式中，日理万机的“丞相”和“内阁”中均有源源不断的士大夫进入，以“给事中”为代表的决策修正人员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选官取士通过尊贤使能，使一大批有作为的士大夫进入政治体系。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古代用人制度不断完善，西周主要是世卿世禄制，秦实行军功制，汉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等多种方式，之后又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科举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德性文化基础的贤人，这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中有益成分的借鉴发展
习近平在谈到传统治国思想对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时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德与法互补：对传统“儒法并用”治国理念的借鉴发展
纵观中国古代史，“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传统治国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方式。儒法两家作为对历代封建君主治国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其中儒家主张礼治，强调道德教化，以礼作为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去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法家主张法治，推崇刑法约束，以法作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去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二者看似相互对立、互不相容，实则内在统一，体现出“中和”的思想。正如《礼记·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和”意味着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方面，只有当这两个对应或对立的方面处于均衡状态时，事物或行为才能达到一种最合理、最完整的境界。
（二）塑政治品格：对传统“修齐治平”治国方法的借鉴发展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治国经验之一，传统治国中所讲的“五事”“八政”均贯穿了这一思路，崇德修身并将之推广到社会和国家中。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这一政治理念，将“修齐治平”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修齐治平”的思想不仅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更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他进一步对“修齐治平”的内在逻辑及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刻论述，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全方位选拔：对传统“选贤任能”用人经验的借鉴发展
中国传统治国经验还体现在“选贤任能”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求取贤才、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再到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中国古代社会虽是封建王权专制，但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却非常重视。其中“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举荐、考察、考试的具体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当代借鉴价值。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选贤任能的用人经验，习近平极为关注，他指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实践证明，古往今来，要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国家民族的强大与繁荣，人才始终是关键，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缔造者、传播者、助推者。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习近平还对中国古代“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尊重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强调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选人用人是广大干部最关心的问题……要有宽阔的胸襟，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注重选贤任能”。他时常引经用典以表达对贤人的尊重与渴求，如“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指出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特别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寻觅人才求贤若渴”。这里，习近平使用“贤人”一词，显然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他尤其重视“借贤者育英才和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作用，指出贤人“善养浩然正气，坚守本质，传播真理、传播真知，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提携后学、甘当人梯，在全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
（四）系统性思维：对传统“和而不同”整体观念的借鉴发展
此外，中国“大一统”思想中体现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也值得我们选择性吸收，因为整体性思维包含着协调、和谐、中和的思想。事实上，中华民族能保持长久的团结统一，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整体性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与和谐精神。对“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天人合一”“阴阳二气”“三才之道”“国之四维”以及“五行”“五伦”等认识和概括，都反映了整体性的特点，并深刻体现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正如季羡林所指出的那样：“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
四、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借鉴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的借鉴发展具有如下重要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历史传承：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民族思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根植于民族文化心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这使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吻合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如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整体思维观，与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间就有内在联系。
（二）文化传统：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人文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十九大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传统人文精神的滋养，因为传统人文精神积淀的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有助于构建“中国精神”，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很多要求相统一。比如，传统人文精神中“和”的理念与“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与“修齐治平”逐层推进的传统思路相契合，“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批判继承：正确全面看待传统治国思想的可借鉴性
借鉴中国古代治国经验要有正确态度，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更不能以文化保守主义停留在传统上，要以批判发展的方法，将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视野，将“历史传统”和“时代视野”“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统一起来。
总之，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的借鉴发展始终围绕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植中国大地这一深刻主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为此，我们要总结发扬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历史智慧，梳理和吸收传统优秀资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
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传统治国经验进行反思、总结、继承和创新具有独特价值，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十分重视对传统治国经验的借鉴和发展，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深刻领会习近平对传统治国经验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助于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治国理政思想的营养，从历史走来，为现实指引，向未来延展，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一、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治理”与传统意义上的“治国”一词有明显差异，也应严格区分，而且“现代化”与“传统”也显示出某种断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研究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不应机械套用主要来自国外的现代化理论，更不能将西方现代化道路当作唯一标尺。习近平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治国经验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中国传统治国思想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资源和有益借鉴。
其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立足当代不能忽视历史，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尊重历史，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发展，不可一蹴而就。历史惯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性等都意味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是一个以深层次构建为核心的漫长过程，其机理是在量变基础上实现质变。强硬地照搬照抄或以外力从表层强硬干预，往往会出现本末倒置的结果。如我国从古代法治到近代引进世界先进法治理念，再到如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都体现了以量的积累实现质变的逻辑进路。为此，要以继承发展的眼光而非简单否定的态度对待传统治国思想，要善于甄别中国古代治国实践中独特而珍贵的内容及其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联系。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的相似性；“天人和谐，人法自然”与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协调性；“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贯通性以及“危者使平，易者使倾”与新时代保持居安思危意识的一致性等。
其二，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渐进改进。历史和现实不可分割，从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出发，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渐进稳健地实现。“中国是一个巨人，只要稳步走，步子就是大的；只要不摔跤，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关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超大性”特点，科学借鉴传统治国思想中的“常变”关系。“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可以看出，渐进改进并非简单的经验演进，而应在已有的历史背景下按阶段进行理性建构，其机理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逐步引入新的因素，逐步从边缘到核心的过程。
其三，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内生性演化。国家治理是一个体系性建构，表现为宏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这一系统性要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做到内生性演化。内生性演化是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与亿万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认知心态相联系，从民众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和渴望出发，以内因推动外因。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为技术问题寻找技术性的解决办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人的维度思考问题，如现代英国法治就是在理性法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自由主义理论铺垫下逐渐形成的。总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人文精神、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通过内生演化，凸显中国特色、中国价值、中国气质。
二、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经验
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既有落后的成分，也有积极的部分，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加以甄别。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经验有以下四个方面：天下一统、政令严明；以德为本、以法为用；修齐治平、礼乐教化；选官取士、尊贤使能。
（一）天下一统、政令严明
“大一统”始见于《公羊传》，是指政治社会自下而上地归依于一个本体，后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包含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等多重含义。“大一统”成为我国古代首要的治国理念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早在夏商周三代，我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将“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主张；由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确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
（二）以德为本、以法为用
德与法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中的两个核心内容。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将两者关系确定为“德主刑辅”，孔子主张尊德礼、行仁政，后来荀子提出礼法并施。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治国推崇伦理至上，强调以法为用。早在西周时就确立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西汉注重“礼法并重”；唐代的“贞观修礼”更是贯穿了这一理念，强调“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宋以后理学强调礼与律“不可偏废”，这些都曾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三）修齐治平、礼乐教化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政治建构的基本思路。《礼记·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即人君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与“修齐治平”相适应，中国古代治国十分推崇“礼乐教化”，即将做人的“仁义”与治国的“礼乐”高度统一起来。“礼”以养性，“乐”以怡情；“礼”是“义”的外化，“乐”是“仁”的外化。其核心是以德化民，唤起民的正直天性，使民心纳于正道。
（四）选官取士、尊贤使能
“中兴以人才为本”。在研究中国传统治国经验时，应高度重视“士大夫”这一知识官僚阶层的主体作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古代较为完善的选官取士制度有关。在古代稳定的“辅助决策、执行、监察”的权力模式中，日理万机的“丞相”和“内阁”中均有源源不断的士大夫进入，以“给事中”为代表的决策修正人员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选官取士通过尊贤使能，使一大批有作为的士大夫进入政治体系。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古代用人制度不断完善，西周主要是世卿世禄制，秦实行军功制，汉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等多种方式，之后又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科举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德性文化基础的贤人，这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中有益成分的借鉴发展
习近平在谈到传统治国思想对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时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德与法互补：对传统“儒法并用”治国理念的借鉴发展
纵观中国古代史，“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传统治国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方式。儒法两家作为对历代封建君主治国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其中儒家主张礼治，强调道德教化，以礼作为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去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法家主张法治，推崇刑法约束，以法作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去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二者看似相互对立、互不相容，实则内在统一，体现出“中和”的思想。正如《礼记·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和”意味着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方面，只有当这两个对应或对立的方面处于均衡状态时，事物或行为才能达到一种最合理、最完整的境界。
（二）塑政治品格：对传统“修齐治平”治国方法的借鉴发展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治国经验之一，传统治国中所讲的“五事”“八政”均贯穿了这一思路，崇德修身并将之推广到社会和国家中。习近平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这一政治理念，将“修齐治平”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修齐治平”的思想不仅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更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他进一步对“修齐治平”的内在逻辑及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刻论述，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全方位选拔：对传统“选贤任能”用人经验的借鉴发展
中国传统治国经验还体现在“选贤任能”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求取贤才、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再到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中国古代社会虽是封建王权专制，但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却非常重视。其中“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举荐、考察、考试的具体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当代借鉴价值。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选贤任能的用人经验，习近平极为关注，他指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实践证明，古往今来，要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国家民族的强大与繁荣，人才始终是关键，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缔造者、传播者、助推者。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习近平还对中国古代“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尊重人才，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强调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选人用人是广大干部最关心的问题……要有宽阔的胸襟，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注重选贤任能”。他时常引经用典以表达对贤人的尊重与渴求，如“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指出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特别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寻觅人才求贤若渴”。这里，习近平使用“贤人”一词，显然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他尤其重视“借贤者育英才和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作用，指出贤人“善养浩然正气，坚守本质，传播真理、传播真知，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提携后学、甘当人梯，在全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
（四）系统性思维：对传统“和而不同”整体观念的借鉴发展
此外，中国“大一统”思想中体现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也值得我们选择性吸收，因为整体性思维包含着协调、和谐、中和的思想。事实上，中华民族能保持长久的团结统一，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整体性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与和谐精神。对“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天人合一”“阴阳二气”“三才之道”“国之四维”以及“五行”“五伦”等认识和概括，都反映了整体性的特点，并深刻体现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正如季羡林所指出的那样：“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
四、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借鉴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的借鉴发展具有如下重要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历史传承：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民族思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根植于民族文化心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这使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吻合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如几千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整体思维观，与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间就有内在联系。
（二）文化传统：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人文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十九大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传统人文精神的滋养，因为传统人文精神积淀的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有助于构建“中国精神”，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很多要求相统一。比如，传统人文精神中“和”的理念与“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与“修齐治平”逐层推进的传统思路相契合，“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批判继承：正确全面看待传统治国思想的可借鉴性
借鉴中国古代治国经验要有正确态度，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更不能以文化保守主义停留在传统上，要以批判发展的方法，将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视野，将“历史传统”和“时代视野”“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统一起来。
总之，习近平对传统治国思想的借鉴发展始终围绕使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植中国大地这一深刻主题。“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为此，我们要总结发扬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历史智慧，梳理和吸收传统优秀资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
（作者马忠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晨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代谢病研究所所长，硕士及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