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宏观架构，对于解决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明确了宏伟目标和合作方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我国处理双边多边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话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层面，其中，文化理念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归化和根本关注，决定着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支持程度，决定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项举措的性质和方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针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现实依据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产生条件和功能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源自于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境遇，同时必然反映当前人类社会的整体态势与发展方向，反映全球文化互动和冲突的客观情形。
　　（一）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人类的文化共识日益增强。有史以来，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交往、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不断扩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天，国与国之间紧密联系，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环球同此凉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和体现了当今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在一定范围内，个别国家或区域出现了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疲软和民主制度下的沉疴旧疾。”尽管如此，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表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任何别有用心的障碍阻止和破坏不了的客观进程。在这个背景下，全球文化已经不再反映原有相互隔离状态的文化总貌，而是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范畴，指的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整体统一的文化形态。
　　（二）互动交流日益深化，各国各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彰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文化共识和文化共性，绝不是今天和未来全球文化发展的单向度态势。因为全球化的过程也伴随着文化主体间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各文化身份多元多样，同样亦是全球文化面貌的鲜明特征。可以说，文化全球化进程是文化的共同性增强和差异性彰显的辩证统一过程，两个趋向不同的进程相互交织，共同展现。法国哲学家卢梭指出：“原始人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而文明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在日益深化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越来越多的对立主体的“他者”文化，各个文化主体的“自我”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激发，不同的国家意识、民族立场、政治身份在全球化舞台上得到展现。
　　（三）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客观存在，文化生态不均衡性更加显著。每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结构体。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把人类社会的原来结构扁平化，也没有消解不同力量的相互张力与矛盾。因此，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结构性和制度性的不平等问题。“中心——边缘”体系并没有根本消除，单极力量图谋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现象仍然突出。全球文化信息流量与流向不对称问题仍然严重，最鲜明的表现就是西方国家处于文化顺差地位，同时发展中国家处于文化逆差地位。当前全球文化贸易秩序存在着不合理的方面。发达国家奉行“丛林法则”，导致国际文化贸易严重失衡，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文化逆差问题突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文化信息流动的权力，极少数文化信息媒体集团形成了严重的垄断问题，成为文化生态不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分布不均衡，发达国家向全球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影响全球舆论，全球“数字鸿沟”“信息鸿沟”问题仍然突出。
　　（四）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文化互鉴日益得到广泛认同。在全球化视阈下，人类社会的开放状态不是指一种静止或无为的状态，而是充满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动态存在形式。在能量交换与转化失衡的条件下，全球性问题由此产生并更加明显，其影响范围和程度也日益扩大。“蝴蝶效应”更加显著，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全球性问题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构成了严峻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正确选择。现在来看，没有一种文明、没有一种方案能够单独解决和应对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面对世界上的共同难题和共同挑战，人们更加主动和自觉地了解其他文化资源，在认识和了解“他者”文化的实践关系中，增强“自我”文化意识，形成更加科学全面的文化自觉。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发展红利，成为人们进行文化自省和文化自觉得出来的科学态度。
　　（五）人类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大，共同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正在形成。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着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交流互动，非零和博弈得到广泛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共同体”一词的英文community，是由拉丁文前缀“com”（一起、共同之意）和伊特鲁亚语单词“munis”（承担之意）组成，本身就意味着具有共同的意愿和行为。一定范围共同利益的形成，线性地决定着一定范围共同价值的形成。全球化的现实必然带来全球化的思想，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文化共识之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由原始独立的状态，走向整合和凝聚。全球化在经济、技术、信息的互动交流中必然带来人们行为的“体制化”，一定的规范、规则和制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共同认同和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上升，有机嵌入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而且需要尊重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事实和主张又以不牺牲异质文化的独立性为基础。
　　二、科学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核心要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意义重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定位、战略内容、行为举措。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着正确的文化理念，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与创新，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践行与运用。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整体内容和问题来看，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尊重了各国人民的利益和主张，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的良性关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正当性，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天下为公、万物一体的文化理念。中华文明的至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文化拥有“以天下为天下”的实践意识，也培育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强调“天下一家”的共存秩序。实现这样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一直都是中华文明不懈的精神目标。中国尊重和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根本主张上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单极文化”和“普世价值”，反对民主输出和价值观外交，“是在认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尊重各国独立性、共同参与的前提下互商互谅达成一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认清普世价值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区别。普世价值宣扬的是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价值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多元共存、平等相待的文化理念。“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也是当前人类文化格局的鲜明态势。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分歧和对立。多样文化交流互动与矛盾冲突并存，构成了当前全球文化最宏大的景观特征。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共处、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中文明的冲突更加强烈。“文明冲突论”尽管在文明关系中能够找到一定事实论据，但它是带有西方色彩的一种主张，是戴着西方人有色眼镜得出的带有偏见倾向的论调。它不仅是对于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对抗和冲突的事实描述，而且也是一种富有强烈政治主观色彩的思维方式，是少数国家维护自身强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战略取向。我们对于世界文明关系的分析，不应该服膺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逻辑思路，简单化地判断“文明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或单纯地分析“文明冲突论”到底有没有道理。科学对待“文明冲突论”的前提，就是需要确定客观的主体立场，即要把当前全球文明冲突的事实关系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潜意识区分开来。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兼收并蓄、交流互鉴的文化理念。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地告诉我们，文明往往在交流互动中得到生存、发展和繁荣，又往往在封闭僵化中走向衰落、凋敝和消亡。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开放机制是不同文明发展进步的客观机制。人类文明因丰富多彩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平等互利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包容开放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取得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而只有交流互鉴才能使文明得到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永续发展。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拒绝这个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拒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思潮回潮并不断泛滥，力求保持自身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控制权，不惜明火执仗、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则，透支自己国家的国际信用，肆意挑战贸易自由体系和多边主义。全球化舞台上开放状态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和阻隔。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的文化理念。近来，全球化进程出现了新的趋向和特征，就是区域化发展逐渐兴起和拓展。目前不少国家提出了各自的跨国跨境区域发展思路，俄罗斯提出“欧亚经济联盟”，蒙古提出“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提出“光明之路”，欧盟提出“容克计划”，越南提出“两廊一圈”，柬埔寨提出“四角”战略，沙特提出“2030愿景”等。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全球化和区域化既不是完全重叠、没有差异的关系，也不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关系，这取决于我们处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态度和立场。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文化理念。西方国家把全球化作为“西方化”的平台，形成了文化或传播帝国主义现象，其他国家发展文化的自主权利受到忽视和压制。强权政治影响全球文化活动的目标和取向。面对美国衰落的论调，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美国避免衰落的重要手段。在他看来，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西方软实力具有强烈的西方战略动机，它的三个主要来源是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是“大棒加萝卜”传统霸权方式在冷战结束后的演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软实力理论在中国形成了独立的理论谱系。中国软实力在国家层面更多强调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性质上与美国截然不同，它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原则，是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注重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我国文化自觉在对外文化交流进程中的客观反映，完全不同于美国谋求和维持绝对领导地位的逻辑。
　　三、建设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实践展开
　　科学的文化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和充分的精神滋养，既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了立场和宗旨，也回击了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曲解和误解。我们需要改革实践思路，拓展科学方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落到实处。
　　（一）推进对外文化传播战略，构建民主、公平、均衡的全球传播格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推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增强设置媒介议程的主导能力，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全球传播秩序，消除信息垄断和信息鸿沟。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让世界全面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依据和目标，着力构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民心相通的共同体。
　　（二）推进自主、开放、包容的文化外交活动，拓展共商共建共享的文化工作机制。文化外交是国家外交的新兴层面，主权国家可以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对外交往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相对于国际文化交流而言，文化外交具有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全的要素布局和更细的实践规划。我国需要通过文化外交缓和当代不同文明的冲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三）推进平等参与的对话与交流战略，构建和谐融洽、共同互动的文化秩序。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资源，从中提炼出能够言说自身的本土概念和理论范畴，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增强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我们要推进建立区域文化、全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对话交流，达到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的目的，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各国睦邻友好、政治互信。
　　（四）推进互联互通的文化科技平台，培育覆盖全球、各国共享的文化技术载体。我们要增强高新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特别是要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及其平台。高度重视未来科技如物联网的变革意义和广大前景，建设各个国家共同参与的文化科技平台，让覆盖全球的文化科技资源造福于人类，而不是造福于极少数国家。运用高新科技平台和体系，让更多国家享有科技红利和文化红利。
　　（五）提高全球文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各国共同制定文化规则的体制。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充分发挥全球文化治理主体和机制的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要高度重视中国文化智慧与文化方案的运用和贡献，提高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拓展在国际文化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增强我国科学制定和引领国际文化规则的能力。要对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文化问题提供文化滋养和实践选择，通过多维文化资源共同解决全球性文化危机问题，正确认识不同文化的时代价值，引领世界文化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
　　（六）推进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战略，构建以人类共同文化问题为基准的文化创新机制。中国向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生态以及促进和平发展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要向世界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资源和服务。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文化资源、国内国外两种文化市场，不断为满足世界各国文化需求提供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增强我国对于全球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作出中国贡献。促进各国文化发展坚持问题意识，把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文化挑战与问题作为根本，推进文化理念、思想和实践方式的创新。
　　（七）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聚与认同，构建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要反对强加给其他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同时要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精髓。尊敬和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大国话语，是强国话语，是我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未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话语主张。通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广泛认同，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强权等不公平不合理的文化现实，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走向世界、走进世界，实现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贡献。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