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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
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最近给联合国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呼吁世界和平，等我回来给他寄信。
放下电话，我不由得好笑，联合国都管不了，他一个退伍老兵能管得了？
不过，我还是马上回了一趟家。这几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我得经常回家看看。
一进门，父亲就问：电视上说，南海局势紧张，是不是要打仗？我不置可否，最近南海形势紧张，一打开手机，微信上都刷屏了，各种喊打声。
“娃娃们，千万不敢爱那个打仗呀，没打过仗，才稀罕那个打仗，你们以为那打仗是个好事？要死人的呀！你忘了你胡伯伯，截了一条腿，那就是打仗打的呀！”
父亲又开始了一千零一次的车轱辘话。
小时候，我们兄妹三人和小伙伴打架，父亲不问是非曲直，先给我们吃一顿棍子，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政治课”，教材就是他参加的那场中印战争。
“不要动不动就和人打架，打架和打仗一样都不是好事，要爱好和平。就说我们那时候吧，咱们和印度人打仗，七天五夜急行军穿越喜马拉雅山谷，零下三十多摄氏度，人累得边走路边睡觉，要不是老班长那水壶里的一口酒，我早就冻死了，哪里还有你们！你胡伯伯不就因此冻掉了一条腿吗！”
胡伯伯我记得，他没了一条腿，架着拐杖，空空的裤腿晃荡着，隔三岔五就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一瓶廉价的高脖子西凤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或者腌萝卜，一聊一个下午，聊天的内容几乎不变，就是那场中印战争，他们的嘴里反复念叨着，在7天5夜的急行军中，在折多山的大雪崩中，在收复邦迪拉的战斗中，那些死去的战友。好像不是他俩在喝酒，而是跟很多战友在喝酒。
有时候两人会争论，父亲就专门刺他：要不是你不听话，腿也冻不掉。胡伯伯拍拍那条仅存的腿，松弛的眼皮耷拉着不言传，好像在后悔那个急行军的夜里，不该偷着睡觉。
穿越喜马拉雅山谷，风雪打在脸上，像是刀子割，脸皮痛得失去了知觉，大家吃辣椒抗冻。连天急行军，在寒冷和疲惫中，很多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辣椒噙在口里也不管用了。
天黑下来了，部队连夜翻山，后面的人扯着前面的人的后衣襟子，木然地在山路上走着，前面一停，后面的人立刻就睡着了。情况危急，一旦睡着了，战士们就会被冻死的。老班长急得没法子，推一推这个，摇一摇那个，一个劲地吼喊不让睡觉。
胡伯伯那时候小，才18岁，特别调皮，给老班长扯谎说要去解手，偷偷扯一扯父亲想要一块去。父亲老实，只说不去，胡伯伯就一个人去了。
他不是解手，只是偷偷找了一个避风的崖缝，倒头就睡了。
老班长怕战士冻伤，掏出水壶，让大家一人喝一口烧酒，那是他从关中老家带来的宝贝，说是西凤酒。平时，他总也舍不得喝，只是偶尔打开盖子闻一闻，抿一抿，然后，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父亲从小在枯焦的陕北长大，没喝过烧酒，不会喝，就跟喝米汤一样，呼噜一吸，只觉得一股子火苗从嗓子里直窜下去，烧得肚子里起了大火一般。呛得直咳嗽，肺差点咳出来，却也咳嗽得把瞌睡给丢了。
天黑，伸手不见五指，等大家找到胡伯伯，沉睡中他的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后来只好截肢。那次还有几个战士，在短时间的沉睡中，冻掉了耳朵和手指头。
我们渐渐长大，他的故事却不见更新，而且年纪越大越爱讲他这一段历史。用妈妈的话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呀，连棒子也打不到耳朵门里。我们个个听得烦，耳朵里快要磨出茧子啦。
可是，他却时不时地穿越到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里，叉腰站着，学着毛主席的湖南腔调：“尼赫鲁把刀架在了我们脖子上，我们也就忍了，现在，人家要往下砍呢，怎么办？我们不能忍了！这一仗我们要打出新中国的威风，起码要保30年和平！”说着，脖子一梗，大手一挥，大有主席风度。
大家相互看看，翻翻白眼，做个鬼脸。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感到纳闷，一个退伍老兵，一个乡村邮递员，怎么就那么喜欢谈论战争？
父亲浑然不觉孩子们长大了，也不再用崇敬的眼神看昔日的战斗英雄了。他却深陷在喜马拉雅的冰天雪地里，久久不能自拔：
部队抄贝利小道，急行军从后方包围提斯浦尔，那天下午，大部队沿着山腰一条盘山小路挺进，这一带全部是悬崖绝壁，乱石陡坡和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涧。一个战士不留神一脚踩下去，连人带石头“哗啦啦”滚下山去，万丈深谷，根本就看不见底。那个小战士刚刚参军，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晓得是河南人。大家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骂那个英国人贝利，这哪里是路，简直是鬼门关嘛。
我后来在网络上查阅了一下，贝利小道，是英国人贝利开辟的一条险道，穿越悬崖绝壁，艰险绝寰。印度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人能从这条道上包抄过来，因此，他们根本没有防备。那条路确实难走，脚下是万丈深渊，山顶上是万年不化的冰雪，白花花一片，太阳一照，耀得人眼花。战士们得了雪盲症，眼睛又疼又痒，什么也看不见。
父亲说，战士们走着走着，那脚就不是自己的了，脚和鞋冻成一个冰坨子，完全失去了知觉。老班长的酒这个抿一口那个抿一口，一天下来还有小半壶。父亲不止一次地说，他那时候小，又老实，只有他美美地喝了一大口，肚子暖和了起来，直到后来才知道，大家都舍不得喝那救命酒，仿佛只要水壶里有酒，大家就有了底气。
我们一个一个地溜走，先是哥哥，装作上厕所，抱着肚子，皱着眉头，偷声缓气出了门，门上的钌铞儿哗啦一声，算是成功逃亡。接着妹妹又悄悄溜走，几乎无声无息，连我也没发现她几时消失的。
也许年纪大了，父亲没有从前的脾气，只是自顾自讲他的故事。我不忍心溜走，都走了，父亲只好对着墙说话了。老年人的寂寞是真的寂寞，我常常从他们的眼神里发现那种难以描述的落寞，不管曾经多么风光的人，老了，腰弯了，耳朵背了，不能和别人顺畅地交流了，就成了多余的人。我只好硬着头皮听。
父亲浑似不觉，还在兴致盎然地描摹50年前那些细节，往事仿佛还在眼前……
提斯浦尔的印度军队至死都不会想到，中国军人会从背后包抄过来。当天夜里，他们还在睡梦里，突然十几个中国士兵破门而入，枪口、刺刀齐齐对准了他们，把那些锡克贾汪（雇佣军）都吓坏了。战斗一开始，他们还顽抗，可是战士们一声：“giveup,noharm！”“handsup！”雪亮的刺刀直直逼到眼前，那些印度兵只好举手投降。
忽然，一个红胡子锡克兵回身抓起机枪，一梭子子弹打在了老班长身上，瞬间，他的腹腔内血糊糊的肠子流出来，老班长将肠子抟一抟塞回去，一个点射，红胡子锡克兵应声倒地。
老班长牺牲了，尸骨永远地留在了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陪伴他的，只有那个空空的军用水壶……
后来，我们渐渐明白，听父母唠叨也是一种尽孝。父亲一旦开讲，我们心里再烦也会认真听，时不时地问一些问题，表示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以至于一回家，父亲就要和我们讨论什么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有一次，父亲很哲理地对我说，我们打仗是为了不打仗！有我们在，世界才能和平！
慢慢地，我觉得要重新看待这一代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好像天下的和平都和他们有关似的。
80岁生日那天，点燃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孙子要爷爷闭着眼睛许个愿。末了，又好奇地问爷爷许了个什么愿，父亲忽然有些赧然，犹犹豫豫地说，想去西藏祭奠一下老班长。说完，看看我们，我知道，他是不想连累儿女。可是西藏太远，80岁高龄的老人恐怕无法成行。商量来商量去，父亲听从了我的建议，就在本地遥祭，心诚想必英灵一定能感应到。
清明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们到凤凰山顶祭拜。父亲小心翼翼地倒了一盅酒，说：老班长，这是你最爱喝的酒，咱们当年的救命酒！干！
说着，父亲高高擎着酒盅，对着西南方湛蓝的天空，颤颤巍巍地拜了下去，一股酒的洌香立刻弥漫在清风和草木之间。
我决定将那些写给联合国和国家领导人的信寄出去，不管人家理睬不理睬。一个80多岁老兵的心愿是不能被敷衍的。
放下电话，我不由得好笑，联合国都管不了，他一个退伍老兵能管得了？
不过，我还是马上回了一趟家。这几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我得经常回家看看。
一进门，父亲就问：电视上说，南海局势紧张，是不是要打仗？我不置可否，最近南海形势紧张，一打开手机，微信上都刷屏了，各种喊打声。
“娃娃们，千万不敢爱那个打仗呀，没打过仗，才稀罕那个打仗，你们以为那打仗是个好事？要死人的呀！你忘了你胡伯伯，截了一条腿，那就是打仗打的呀！”
父亲又开始了一千零一次的车轱辘话。
小时候，我们兄妹三人和小伙伴打架，父亲不问是非曲直，先给我们吃一顿棍子，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政治课”，教材就是他参加的那场中印战争。
“不要动不动就和人打架，打架和打仗一样都不是好事，要爱好和平。就说我们那时候吧，咱们和印度人打仗，七天五夜急行军穿越喜马拉雅山谷，零下三十多摄氏度，人累得边走路边睡觉，要不是老班长那水壶里的一口酒，我早就冻死了，哪里还有你们！你胡伯伯不就因此冻掉了一条腿吗！”
胡伯伯我记得，他没了一条腿，架着拐杖，空空的裤腿晃荡着，隔三岔五就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一瓶廉价的高脖子西凤酒，就着一小碟花生米或者腌萝卜，一聊一个下午，聊天的内容几乎不变，就是那场中印战争，他们的嘴里反复念叨着，在7天5夜的急行军中，在折多山的大雪崩中，在收复邦迪拉的战斗中，那些死去的战友。好像不是他俩在喝酒，而是跟很多战友在喝酒。
有时候两人会争论，父亲就专门刺他：要不是你不听话，腿也冻不掉。胡伯伯拍拍那条仅存的腿，松弛的眼皮耷拉着不言传，好像在后悔那个急行军的夜里，不该偷着睡觉。
穿越喜马拉雅山谷，风雪打在脸上，像是刀子割，脸皮痛得失去了知觉，大家吃辣椒抗冻。连天急行军，在寒冷和疲惫中，很多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辣椒噙在口里也不管用了。
天黑下来了，部队连夜翻山，后面的人扯着前面的人的后衣襟子，木然地在山路上走着，前面一停，后面的人立刻就睡着了。情况危急，一旦睡着了，战士们就会被冻死的。老班长急得没法子，推一推这个，摇一摇那个，一个劲地吼喊不让睡觉。
胡伯伯那时候小，才18岁，特别调皮，给老班长扯谎说要去解手，偷偷扯一扯父亲想要一块去。父亲老实，只说不去，胡伯伯就一个人去了。
他不是解手，只是偷偷找了一个避风的崖缝，倒头就睡了。
老班长怕战士冻伤，掏出水壶，让大家一人喝一口烧酒，那是他从关中老家带来的宝贝，说是西凤酒。平时，他总也舍不得喝，只是偶尔打开盖子闻一闻，抿一抿，然后，小心翼翼地藏起来。父亲从小在枯焦的陕北长大，没喝过烧酒，不会喝，就跟喝米汤一样，呼噜一吸，只觉得一股子火苗从嗓子里直窜下去，烧得肚子里起了大火一般。呛得直咳嗽，肺差点咳出来，却也咳嗽得把瞌睡给丢了。
天黑，伸手不见五指，等大家找到胡伯伯，沉睡中他的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后来只好截肢。那次还有几个战士，在短时间的沉睡中，冻掉了耳朵和手指头。
我们渐渐长大，他的故事却不见更新，而且年纪越大越爱讲他这一段历史。用妈妈的话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呀，连棒子也打不到耳朵门里。我们个个听得烦，耳朵里快要磨出茧子啦。
可是，他却时不时地穿越到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里，叉腰站着，学着毛主席的湖南腔调：“尼赫鲁把刀架在了我们脖子上，我们也就忍了，现在，人家要往下砍呢，怎么办？我们不能忍了！这一仗我们要打出新中国的威风，起码要保30年和平！”说着，脖子一梗，大手一挥，大有主席风度。
大家相互看看，翻翻白眼，做个鬼脸。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感到纳闷，一个退伍老兵，一个乡村邮递员，怎么就那么喜欢谈论战争？
父亲浑然不觉孩子们长大了，也不再用崇敬的眼神看昔日的战斗英雄了。他却深陷在喜马拉雅的冰天雪地里，久久不能自拔：
部队抄贝利小道，急行军从后方包围提斯浦尔，那天下午，大部队沿着山腰一条盘山小路挺进，这一带全部是悬崖绝壁，乱石陡坡和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涧。一个战士不留神一脚踩下去，连人带石头“哗啦啦”滚下山去，万丈深谷，根本就看不见底。那个小战士刚刚参军，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晓得是河南人。大家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骂那个英国人贝利，这哪里是路，简直是鬼门关嘛。
我后来在网络上查阅了一下，贝利小道，是英国人贝利开辟的一条险道，穿越悬崖绝壁，艰险绝寰。印度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人能从这条道上包抄过来，因此，他们根本没有防备。那条路确实难走，脚下是万丈深渊，山顶上是万年不化的冰雪，白花花一片，太阳一照，耀得人眼花。战士们得了雪盲症，眼睛又疼又痒，什么也看不见。
父亲说，战士们走着走着，那脚就不是自己的了，脚和鞋冻成一个冰坨子，完全失去了知觉。老班长的酒这个抿一口那个抿一口，一天下来还有小半壶。父亲不止一次地说，他那时候小，又老实，只有他美美地喝了一大口，肚子暖和了起来，直到后来才知道，大家都舍不得喝那救命酒，仿佛只要水壶里有酒，大家就有了底气。
我们一个一个地溜走，先是哥哥，装作上厕所，抱着肚子，皱着眉头，偷声缓气出了门，门上的钌铞儿哗啦一声，算是成功逃亡。接着妹妹又悄悄溜走，几乎无声无息，连我也没发现她几时消失的。
也许年纪大了，父亲没有从前的脾气，只是自顾自讲他的故事。我不忍心溜走，都走了，父亲只好对着墙说话了。老年人的寂寞是真的寂寞，我常常从他们的眼神里发现那种难以描述的落寞，不管曾经多么风光的人，老了，腰弯了，耳朵背了，不能和别人顺畅地交流了，就成了多余的人。我只好硬着头皮听。
父亲浑似不觉，还在兴致盎然地描摹50年前那些细节，往事仿佛还在眼前……
提斯浦尔的印度军队至死都不会想到，中国军人会从背后包抄过来。当天夜里，他们还在睡梦里，突然十几个中国士兵破门而入，枪口、刺刀齐齐对准了他们，把那些锡克贾汪（雇佣军）都吓坏了。战斗一开始，他们还顽抗，可是战士们一声：“giveup,noharm！”“handsup！”雪亮的刺刀直直逼到眼前，那些印度兵只好举手投降。
忽然，一个红胡子锡克兵回身抓起机枪，一梭子子弹打在了老班长身上，瞬间，他的腹腔内血糊糊的肠子流出来，老班长将肠子抟一抟塞回去，一个点射，红胡子锡克兵应声倒地。
老班长牺牲了，尸骨永远地留在了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陪伴他的，只有那个空空的军用水壶……
后来，我们渐渐明白，听父母唠叨也是一种尽孝。父亲一旦开讲，我们心里再烦也会认真听，时不时地问一些问题，表示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以至于一回家，父亲就要和我们讨论什么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有一次，父亲很哲理地对我说，我们打仗是为了不打仗！有我们在，世界才能和平！
慢慢地，我觉得要重新看待这一代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好像天下的和平都和他们有关似的。
80岁生日那天，点燃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孙子要爷爷闭着眼睛许个愿。末了，又好奇地问爷爷许了个什么愿，父亲忽然有些赧然，犹犹豫豫地说，想去西藏祭奠一下老班长。说完，看看我们，我知道，他是不想连累儿女。可是西藏太远，80岁高龄的老人恐怕无法成行。商量来商量去，父亲听从了我的建议，就在本地遥祭，心诚想必英灵一定能感应到。
清明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们到凤凰山顶祭拜。父亲小心翼翼地倒了一盅酒，说：老班长，这是你最爱喝的酒，咱们当年的救命酒！干！
说着，父亲高高擎着酒盅，对着西南方湛蓝的天空，颤颤巍巍地拜了下去，一股酒的洌香立刻弥漫在清风和草木之间。
我决定将那些写给联合国和国家领导人的信寄出去，不管人家理睬不理睬。一个80多岁老兵的心愿是不能被敷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