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我响应国家号召赴陕北农村插队。在异地他乡的艰苦磨砺中，我有幸结识了陕北农村的“亲人”——秦大姐。我们相互交往的点点滴滴，日日月月，编织起动人的故事。
　　1969年2月，我来到延安川口公社插队落户。刚到队里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不懂当地的方言。他们说“害不哈”，我听的是“害怕”。因此不想和人家多说话，怕引起误会。
　　在村里住下后，我认识了在这里当民办教师的秦碧云大姐。她是子长人，高中毕业后来这里教学。她为人热情，平易近人，说话时脸上带着微笑，并常常邀请我去她家玩。
　　有时劳动收工后，吃完晚饭，我就去她家玩，同她拉家常。说话时，我放慢语速，她基本能听懂普通话。我通过她了解一些当地的方言、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并逐渐了解了队里的各方面情况。
　　我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老乡的帮助下学会干农活儿。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对初来乍到的北京知青而言，是一种思想上的磨练和实践中的考验。由于离家远，我常常想念北京的父母，从而情绪低落，心事重重。
　　一天收工回来，遇到秦大姐，她见我精神不好，随口问我：“你咋了，是不是有啥事儿？”我没有回答。她说：“你晚上有时间来我家转转。”晚饭后，我来到姐姐家住的小窑洞里，她正在和娃娃吃饭。一进门，姐姐就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已经吃过了。姐姐说：“我们今天吃麻汤饭，你尝尝好吃不。”随后就给我舀了一碗。我第一次看到带黄色油水煮成的玉米饭里还有洋芋，闻着可香了。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过饭后，姐姐问我这段时间怎么精神状态不太好，有啥问题想不开。我说：“整天上山劳动，感觉很累；每天吃饭凑合，离家时间长了，想家里的亲人。”说着，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越哭越伤心。姐姐耐心地对我说：“你年龄小，离家远，从未出过远门，想父母我能理解。你从小生活在北京，在大城市长大，吃饭穿衣由父母照管。现在来到陕北农村，干农活背庄稼费衣服。你的衣服裤子破了，我有缝纫机，我帮你补好；棉服脏了，我给你拆洗缝好。”姐姐贴心朴实的话语让我心里热乎乎的，她的安慰和开导让我放下了思想包袱，让我打心里感谢她。后来，我还在姐姐的指导下学会了纳鞋垫和做布鞋。看着自己动手后的收获，喜悦之情在心里油然而生。
　　几年后，我离开农村，去西北农学院学习。毕业后我回到延安工作，得知姐姐在农村教学时对工作认真负责，业绩突出，已转为公办教师，且调到延安七里铺小学任教。我为她高兴，为她欣慰！多年从事教学工作使她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使她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从而被评为高级教师。
　　2011年五一劳动节，我女儿结婚。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回延安看望姐姐及一家人，她让自己的女儿女婿开车到延安机场接我们。再次相见，我们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激动地说：“姐姐我回来了，真想你！”她眼里闪动着兴奋的泪花，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知道你要回来，我天天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今天终于盼来了！”
　　我和姐姐相拥坐在沙发上，互问身体可好，引荐女儿女婿称呼我的姐姐，告诉他们这是我在延安的亲人。谈话中，我和姐姐回忆着几十年前我在农村的那段岁月，回忆着难忘的姐妹情。女儿坐在一旁静悄悄地听着我们说起往事，动情地说：“我妈妈有眼力，在延安认下这么好的亲戚，真有福气。”姐姐高兴地说：“我们在艰难困苦中结下的姐妹情终生难忘！我认识你母亲在前，认识你父亲在后，我和你父亲同姓秦，是姐弟关系。你称呼我为姑姑名正言顺。”我高兴地说：“咱们是最亲的一家人！”
　　2019年4月，我回延安参加宝塔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庆典活动。会议结束后，我立刻赶往姐姐家。一进门，我大声地对姐姐说：“我回来看你了！”她连忙站起来说：“你来了就好，我正念叨着你呢！你就来了，真是巧合。咱们姐妹俩心心相印，很灵验呢！”距离我们上次相见，已经时隔八年。姐姐的子女和孙辈听说我回延安了，全部赶到家里聚会。女士在厨房忙着烧肉，炸油糕，炸鸡蛋泡泡，做粉汤，忙得不亦乐乎。男士忙着摆桌椅，摆碗筷。我和老姐手拉手地聊着村里这些年的变化。姐姐说，有的农民自建了楼房，有条件的买了小汽车，有的村民还依靠科学技术种植了大棚蔬菜、小瓜、草莓等水果。听到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打心眼里为乡亲们高兴。祝福我延安的亲人——秦大姐以及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红红火火，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