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插队期间，我曾以知青通讯员身份到省城报社学习三个月。幸有一段与王晨共同学习、生活、锻炼的机缘，这还要从我们同住上下铺讲起。
　　1971年初，春节刚过，暮冬的残雪还未融化，县城就传来消息：陕西日报社要开办一期“新闻宣传通讯员学习班”，有北京知青插队的县各给一个名额。那年冬，我正好在村里过年，不知是何机遇，志丹县的这一名额竟幸运地落到我头上。
　　于是，我迎着纷飞的春雪，从插队的小山村翻山越岭，徒步搭车八百余里，终于在一个雪花纷扬的晨曦中，赶到陕西日报社的大红铁门前。
　　踏着省报大院吱吱作响的雪地，我们来到灯光摇曳的值班办公室。记得同去的首批十几名知青分别被分配到报社的各个部门，这些部门基本上都是负责宣传报道的一线部门。轮到我们后边的男生报到时，报社办公室的一位老干事透过鼻梁上的花镜看了看报名册，又看了看我和身边的一位男生，慢悠悠地说：“冯学军，王学仁，好！高中生！一个学军，一个学仁，现在来到报社，那就再学农吧！你俩搭伴去农业组，那儿活多，正缺人手，会有干头。”就这样，我们一同来到农业组，机缘使我俩从素不相识到日渐熟悉，以至亲密！
　　以后我逐渐了解到，王学仁是这位同学的原名，后改名王晨。原是北京名校汇文中学68届的高中生，我们同届，都喜好写作和足球，又都是1969年初来延插队的。他落户在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村，我在志丹县双河公社向阳沟。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爱好，使我们彼此间有了好感。
　　我们男知青都住进了报社一栋二楼的大屋内，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就是我们八名知青的卧榻。说来也巧，同分在农业组的我俩竟同睡一张床，我上铺，王晨下铺，亲如兄弟。当年能来报社学习的机会难得，大家自觉性很高。平时学习勤奋，读报、收稿、阅稿、请教记者、处理群众来信……从早忙到晚，一般都是晚十点半熄灯休息。为起居方便，总是我睡上铺。可往往一觉醒来，窗外星光如水，下铺空着，大屋内仅有一张长桌上台灯闪亮，总会看到王晨仍在阅读或笔耕。他的钢笔字很漂亮，龙飞凤舞间，仿佛还在夜色银光中遨游行进。及至黎明时分，我下床尽量轻手蹑脚，生怕打扰劳累熟睡的同伴。
　　不久，我俩便“独立”接受了一次任务——采访报道耀县特色辣椒生产。临行前，报社领导对我们说：“农业组人手紧，派不出老记者带你们，你俩独立采访报道，行吗？”我有些犹豫，王晨略思片刻，镇定地回答报社领导：“可以，我们试试，尽力完成！”
　　耀县在西安以北70公里，当时没有高速，我俩下午乘一趟班车，傍晚前到达县城，先由县通讯组接待，第二天一早便直接深入到寺沟大队，住生产队队部大炕，在村委会办公室长桌前座谈，下大棚看秧苗，与关中老乡在暖炕上采访聊天，走乡串户吃遍派饭。人生中首次耳闻目染、亲身体验了关中农民的风土人情，挺有特色，甚开眼界！
　　我们白天东奔西走采访，晚上在队部炕桌上整理材料。我负责汇整素材，王晨负责梳理撰写。后者任务偏重，他却乐于承担，自然又要“夜战”。因同住一炕，我就不能早睡，陪着他看书看稿，直到夜阑星繁。
　　不觉间三天过去，初稿完成。在向村委会、大队党支部汇报后，村领导十分满意，夸我们干活实诚，为咱农民扬了名。晚间派饭特意安排在队部聚餐，还加了辣子炒鸡蛋、锅盔和耀县咸汤面。我们被关中乡亲的盛情所打动。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应邀去县机械厂采访。因时间紧，就没住招待所，只在厂车间的一间空房内安顿下来，便开始了采访。上午现场观摩，下午采访座谈，晚上汇总整理，第二天乘火车返回省城。四五天的辗转奔波，已经使我疲惫不堪。但令我吃惊的是，在行驶的火车上，王晨不顾旅途颠簸，竟又拿出采访笔记和初稿，摊开稿纸，在车窗旁的小桌上抄写起来。我看他在颠簸中一笔一画的姿势，嗔怪道：“车这么颠簸，写字太费眼，回报社我帮你抄吧！”他抬起头，揉了揉眼眶说：“坐车没事干，趁有时间，有了思路，就赶快修改抄出，文章会增色的。明天汇报的时候，我们就更有把握了！”他的一席话，让我肃然起敬，心悦诚服！兄弟，好样的！
　　回到报社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向农业组交稿，随后便得到了组长的赞许表扬，特别肯定了我俩的“独立自主”。组长对我们说：“不急，文不厌改，好稿子再精细打磨一番，定会更好！”于是，我们又在老责编的指导下几易其稿，挑灯夜战的景象再次呈现。只不过我不忍再贪睡，而是倾力相助。终于在1971年3月中旬的《陕西日报》农业版上，我和王晨合作写成的稿件发表了，题目是《发展多种经营 辣椒生产喜丰收》。次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条新闻。这是那期学习班上，首篇由学员独立采访报道完成的大稿。在今天看来，这是关中父老在那个年代对我们北京知青接纳培育的成果！
　　学习班的尾声，听说要留数名知青在报社工作，大部分回归原队。听到这个消息，有些人心不安了。可王晨却十分坦然，依然学习、读报、采访、撰稿，一切按部就班。王晨说：“学习结束后，哪来哪去，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基层，理所应当！我们正年轻，路还长，陕北农村建设需要我们啊！”我也受其影响，珍惜这最后的培训时光，该干吗干吗。
　　1971年4月，我俩又重返延安插队的各县农村，躬身苦干数个春秋，先后调入各县县委宣传部工作。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上过大学，担任过教师，中晚年回京，在北京宏志中学从教。后来，得知王晨担任了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1994年春，我们回京数年的北京知青发起编写《情系黄土地》文集。我有幸参与了筹稿、编辑工作，阅览了百余篇知青的力作。感慨之际，很想请当年的“搭档”也撰写一篇，并对知青来稿予以鉴阅指导。但有人担心王晨担任要职，工作繁忙，不便打扰。可我认为这个消息应该让每位插友知晓，应该让每位插友都有发言权，并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是，我冒昧写信给《光明日报》，恳请王晨在百忙中能看看我们送上的这百余篇文稿，予以点评指教，并期盼他也能撰文助力。
　　可能是王晨当年工作太繁忙了，信件寄出数月未见回音。但金秋时节传来喜讯：寄给王晨的知青文稿返回来了！他在百忙中还撰写了回忆自己当年在宜君郭寨大队插队经历的力作《塬上的雪》，阅后令人怦然心动！文中写道：“1970年春节，我是在队上度过的。乡亲们帮我把分到的八斤黄豆都磨成豆腐，足足二十来斤。我做了猪肉炒豆腐、豆腐汤、豆腐饺子等，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豆腐！”农村插队经历，使“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许许多多在学校在城市根本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或许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耳闻目睹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国情吧”！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对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对陕北父老乡亲的无限深情！
　　王晨在百忙中的撰文和支持，促使我们的《情系黄土地》文集于1996年1月正式出版，在全社会和知青间反响很好。
　　2000年的金秋，我终于在光明日报社见到了分别29年的插友王晨。这天下午，他正在单位值班，百忙中的相见极其珍贵难忘。回顾所走过的人生路，我俩首先就谈到了陕报的学习班，都感慨万千！最难忘的是他办公室内仍放着一张常见的席梦思床，桌上文件报刊满满，电话铃声时时响起……他表示，负责中央报刊工作，担子不轻，好在我们年轻起步时都在延安插队、在省报学习过，加班熬夜是常事。累了就在床上歇歇，起身之后再大步向前走。现在我们正在路上，应该为党为人民有所作为！
　　“时光荏苒，岁月流金！”51年后的今天，我愿把我的故事敬献给曾经关怀、帮助、培育过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敬献给老区延安人民，敬献给全国的插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