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正在延安七里铺挖矿石的时候，听说北京首钢承建了延安八一铁厂。消息传来，整个矿区一片沸腾，这意味着我们这些采矿的民工将全部转成工人身份。大家想象着穿上工装、兜里装着工资的未来，一个个心里美滋滋的。这时候，延安的劳资干部则露面了，他宣布了第一批工人名单，民工队里除我以外的五名北京知青全部被录取。民工们纷纷为我鸣不平：“为什么不让小徐去！”“小徐表现最好！”
　　这是我第三次经受打击了。西北大学来公社招生的时候，文化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我，仍然没能入学。新疆军区来队里招兵，我年轻力壮，但照样被排斥在军外。夜深了，帐篷里的其他民工都睡熟了，我却毫无倦意地踱出帐外，仰望着满天繁星：不知哪颗会是我，又会在什么地方闪烁？
　　第二天早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有线广播中正播放着我的一篇稿件《延安发现了铁矿石》。矿友们边吃边夸奖我是队里的秀才，大师傅往我碗里悄悄放了两个荷包蛋。
　　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停在矿区，八一铁厂的高厂长亲自来了，点名要跟我谈谈。他说八一厂没有招我入厂是个损失，因为我的父亲还在接受组织审查，没有结论。我的出身未定，所以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兵，不能当工人，更不能入团、入党，甭提当干部了。高厂长建议我先到厂里当一名临时工，负责厂里的宣传工作。我真心感谢高厂长的一番美意，虽然刚刚二十岁，但严峻的环境让我不得不思虑重重：“我是名临时工的话，在正式工堆里，会被人看不起的。连正式工都不是，怎么能抓宣传工作？在人家眼里，临时工只配烧锅炉、捡垃圾。”因此我再三拒绝了高厂长，重返民工队。
　　爸爸又来信了，这次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谈到红卫兵又让他交代、检讨历史问题。我知道爸爸这几年过得不容易。在我的印象中，爸爸是名正直的军人，他与日本鬼子正面拼过刺刀。我给爸爸回信，没有谈自己的种种不顺，更没有谈由于他的原因受到歧视的事情，并且说自己在民工队里工作得非常愉快。
　　民工队的战友们也陆续进了工厂。之后，延安又建了八一钢厂和柴油机厂，大量招工人，可组织对我父亲的审查依然没有定性，于是我一直与招工无缘。到最后，偌大的矿区只剩下我一个年轻小伙子了，只好卷起铺盖打道返回生产队。那段失意的日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却。
　　三十年后，在延安地委领导的陪同下，我途经曾经的矿区，当时这里已经成为繁华的乡镇了。而三十年前的那段日子依然涌上了我的心头。那天，我对随行的秘书只强调了几个字：人，不能忘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