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我来到延安李渠沙家圪崂村插队。第二年，我就担任了村里的小学教师，一直干到1975年回北京。在村里，我是做教师时间最长的知青。
　　村里的小学建在无人居住的半山腰上，三孔旧窑一字排开，孤零零地矗立着。简陋的木门，窗纸破烂的木窗，窑前光秃秃的操场，一看就让人心凉。
　　窑顶的崖畔上长着浑身是刺的酸枣和杂草。每到日上三竿时，会有拦羊汉子将羊群赶到窑顶崖畔上吃草。经羊蹄踩踏，崖畔的土块不时地往下掉。我真担心羊儿会随着土块摔下来，砸到孩子们头上。
　　艰苦的教学条件
　　知青的窑洞在村子中心。清晨，只要我们做教师的知青夹着书本出来，正在脑畔、碾盘边、大路上观望着的学生娃们就立刻飞奔回家，背上书包，拥向老师。男娃女娃，大娃小娃，学生队伍不断壮大，汇聚在半山腰的村路上，跟着我们浩浩荡荡走向学校。
　　一天的学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教室极其简陋，课桌是土坯垒成的长台子。一共五排，每排坐五六个孩子。垒起的课桌下没有空当，孩子们的腿脚无处放，全都扭着身子听课，课本歪着看，字也就歪着写了。
　　到了冬天，窑里阴冷，寒气超过窑外。孩子们不穿内衣，只穿着破旧的棉袄裤，赤脚穿着过大的布鞋，黑黑的小手裂开道道细口子。他们坐在冰冷的石凳子上，冻得鼻涕直往下掉，冻僵的手握不住笔，真让人心疼。
　　受热炕的启发，我想了个解决寒冷的办法。我何不利用烧烟道的方式解决师生的取暖问题呢？于是，我带领孩子们在教室的一侧砌了一个宽些的散热烟道，烟道通到窑顶上方，把烟排出去。这样一来，教室里就有热乎气儿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安排高年级的同学每天早点来学校，点火、烧柴、热窑。最初，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柴，后来我带着学生们上山去砍柴。冬天取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学校采取的是复式教学法。一个教室安排一、二、三年级，另一个教室安排四、五年级。一年级的孩子先上语文课，然后抄写生字；给二年级的孩子布置好作文，再给三年级的孩子讲算术。其间，经常是三年级的孩子在回答问题，二年级的孩子也跟着搭茬儿。这样的好处是二年级的孩子读三年级的时候，许多知识都似懂非懂了。
　　起先，学校只有四十来个学生。陕北女孩上学的很少。别看家家都有三四个孩子，但是女孩子要担水做饭、种地、带弟弟妹妹，家里离不开。再说当时贫穷，家里多一个上学的孩子就要多负担一份学费，家长不愿意。知青当老师后，不仅教学生念书、写字、算术、画画、唱歌、跳舞，还跟孩子一起玩游戏、上体育课，让许多女孩子羡慕不已，有的女孩还背着弟弟妹妹趴在教室窗外看我们上课。
　　在大队书记的支持下，学校开始种田，将收获的粮食卖掉，给学生免了学费和书本费。学费全免，使我们有了挨家挨户动员女孩子上学的理由。我们还允许女孩带着弟妹来上学。上课时把弟妹放在教室外边，我们抽空出去照看一下。得知这一消息，相邻生产队的孩子和对面山后村的孩子都来我们学校上学了。就这样，我们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多时有八九十人，教室都坐不下了。
　　教学生普通话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强项。学普通话是孩子们的最爱，孩子们从听得懂到学着说，从结结巴巴读书到字正腔圆地朗读课文，普通话也成了他们的独门绝技。
　　四、五年级的孩子年龄比较大，有一个都十七岁了，和我一样大，特能捣蛋。有一次，他把蛔虫放在低年级同学的课桌里，可把我恶心坏了。他没事儿时就说一些陕北方言考我，这时候，我都会警惕地应答。时间久了，他也知道帮着老师维持纪律，年龄小的同学都怕他。
　　多数孩子知道上学不易。在知青当老师之前，村里只有两个人考上了村外的中学。知青在这里开始教书后，第一拨学生在五年级毕业后，就有五个孩子考到李渠镇中学。这下，村里的老乡们对知青的教学水平心服口服，刮目相看，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学校。
　　在学校发展第一批少先队员的时候，孩子们兴奋得无以言表。在操场上，我们举行了入队仪式。孩子们第一次举手宣誓，第一次学会系红领巾，第一次有了光荣感和使命感。
　　惊心动魄的家访
　　对面山后村的四个学生在我村上学，每天上午十点多才到学校。问他们原因，说是七点就出门了，要翻过两座山，路太远了。山里孩子念个书真不容易。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决定和他们一起回家，看看孩子们每天行走的路程到底有多远，正好也家访一下。
　　就这样，我和孩子们有说有笑，翻过两座山，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他们村。他们很不好意思，说早上在路上边走边玩耽误了时间。并说自己以后会按时到校，让我别告诉家长。
　　家长们见老师亲自登门家访，都无比热情。家访结束时，眼看太阳落山了，我着急往回赶，谢绝了家长留饭的好意。学生说：“老师你自己敢走吗？”我说没事的。他们给我一根棍子和手电，我就上路了。
　　太阳的余晖渐渐隐去，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走在山间，小风徐徐，我唱着歌，加快了脚步。走到一半时，夜幕降临，四周一片漆黑，路边的高粱叶子哗哗地响。我的心怦怦直跳。“老师，你不怕狼吗？”孩子的话在我脑中闪过。我怯怯地关掉手电，生怕把狼招来，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四周有没有发绿光的狼眼睛。人在害怕时，腿也发软。我踉踉跄跄地小跑，顾不得脚下。哗哗响的高粱叶子掠过我的脸和胳膊，生疼。“快到了，快到了。”我嘴里碎碎地念叨着，高一脚低一脚地小跑到村对面的山上时，看到了村落的点点灯火。隐隐约约听到知青喊着我名字，还有我的学生爱平、燕燕、黎女、海琴等带着哭腔的呼叫，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此刻，窑洞里的灯光是我全部的期盼。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课。几个男生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我说：“我爸说刘老师能得很哩！”“碰上狼咋办？”“老师你怕不？”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告诉我昨晚他们寻找我的经过。顷刻间，我成了英雄。那几个外村的学生今天早早来到学校，学生们顿时“开战”：“都怪你们迟到！”“老师碰见狼咋办！”孩子们平日里的淘气在这一刻被我一抛脑后。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到城里开眼去
　　虽然村子离延安只有40多里，可山里的孩子们都没进过延安城，最多是去李渠街上赶个集。
　　宝塔山、延河水、汽车、马路、高楼是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我们决定带着三、四、五年级的孩子们进趟延安城。
　　孩子们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一大早，村头像娶媳妇一样热闹。二十来个男娃女娃打扮得花花绿绿，把自己最好的衣服鞋子都穿上了。村头挤满了人，有看热闹的，有送娃的，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们心不在焉地听着，催着我：“老师，咱们快走吧。”
　　一路上，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话。出了沟门，那才是真正出山了。
　　来到延河边，看着孩子们崭新的衣服鞋袜，看着他们第一次看见延河水的新奇和怯懦，我和同去的队友商量，不让孩子们蹚水，我俩把他们背过去。男孩子不同意，要自己过河。我们说这是纪律，要听话。于是，我俩脱鞋袜挽裤腿，一趟一趟把孩子们背过河。
　　终于来到延河大桥旁，孩子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仰望着耸立的宝塔山，俯瞰着缓缓流过的延河水，看着延安城的街道、楼房和来往的汽车，他们手拉手跟在老师身边。我们参观了王家坪革命旧址，又去看了场电影。
　　太阳落山的时候，孩子们吃了自带的干粮，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东倒西歪，都累坏了。
　　回到村里，婆姨汉子都守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孩子们兴奋地讲述着自己的一路见闻，自然不忘记说老师背着他们过延河的事情。听了孩子们的话，老乡们感动至极：“老师背孩子，受用不起呀。”“赶过亲娘老子啦。”
　　学会错着唱歌
　　老乡们爱听知青唱歌。音乐课上，我们也把我们儿时学的歌教给孩子们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带着少年时期的无忧和欢乐，希望这些孩子们也多多领略山外的世界。
　　我们决定教孩子们二声部的唱法。先让他们在学校窑洞前排列整齐，分好声部后，我们先示范唱给孩子们听。
　　《打靶归来》相对容易些。从“歌声飞到北京去……”开始轮唱，到“夸咱们枪法数第一”，一声部要将“枪法”两字重复，与二声部重合。“一二三四”喊完戛然而止，孩子们高兴坏了，我们会唱了，成功了。
　　陈衡玉是我们知青的“小博士”，做事严谨认真，有一种语言难以形容的威严。再淘气的孩子，小博士不用发话批评，只用犀利的目光扫去，孩子顿时就收敛了。她来指挥合唱，谁敢不认真。
　　唱到该分两声部了，孩子们唱法还对，但却忘记前后排要错开晃动，小博士不想中断指挥，只得大喊一声：“错着唱！”孩子们顿时懵了。歌声断断续续停了下来，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错着唱？”大家奇怪地嘟囔着，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结束语
　　1975年我回到北京，和孩子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他们说：“老师，你寄来的画片和书收到了，咱们学校梯田的玉米长得可好了，打了三担。”
　　他们说：“老师，咱村修公路了，我们想把山丹丹花的根挖起给你捎去，让它在北京开花。”
　　他们说：“老师，今年六一，又发展少先队员了。老师给我们放了半天假，我们结伴去王庄学校看他们演节目，咱村学校没有节目演，我们这时就想起了你。”
　　我也好想念那些孩子们。想念那个三孔窑洞的山村小学校！
　　我也好生遗憾。此生虽心心念念，却无法再延续教师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