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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时，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有心人牛顿想其道理，灵光一闪，发现了一条定律。不过牛顿并未注意到，字也是会掉下来的。
　　因为字会被水泡、被火烧、被虫咬、被风吹雨淋日晒。
　　除这些原因以外，字也常常会掉落。其原因在于，它们原本就没有安放好。
　　牌匾上的字有时也会掉落下来，那是因为写错了，但它却是出于名人之手，很有些丢了名人的面子。
　　还有的是从墙上掉下来的，其原因不必多说，它们有的进了垃圾堆，有的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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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祖先，一直认为“文章千古事”，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有一句话，叫作“敬惜字纸”。我们以码字为职业的人，在码字中，且不能忘了这些传统。
　　建筑工人砌墙时，总是一丝不苟地砌放石头，不是随便拿起一块就信手放上去，而要看看墙上已砌起的石头啥模样，看看自己手头的石头啥模样，然后相角对缝，比对着砌。文字就是我们手里的石头，我们必须安放好我们的文字，使之像建筑工人砌下的堤坝一样，能经得住风雨的吹打、浪涛的冲刷。
　　我们写诗作文，有如修建一座美丽建筑，要使文字都能安放得妥帖稳当，各得其所。
　　在我的心里，我们的汉字是有生命的，是有男女老少的。有男女老少的汉字，如果你把它置于危境，在高楼倒下时，那可是大哭小叫，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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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杜甫“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而杜甫一生放稳了的经典文字，何止十万二十万。我们应当看见，在那些作品的下面，都是杜甫的断须，那断须密密麻麻苍苍茫茫难见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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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张扬，豪放，他把孤傲的才情全都泼洒到诗句上了，他安放字的稳当、浪漫、瑰丽多彩，令唐玄宗请他进宫，令杨玉环请他吟诗，令高力士为他穿靴子，令普天之下为他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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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岛的“僧敲月下门”很值得写上一阵。那僧来到月下庙门前，先让他随便去“推”吧：可能使里边的和尚们以为来了不速之客，慌成一片；或者，显得鸦雀无声，万马齐喑，其结果必将晦暗了大唐盛景。所以，贾岛就让那僧去“敲”了。这一“敲”，非同寻常。那是一种绝美的声响，美丽了整个大唐。它后来成了一个有琅琅之声的成语，启示一代代文人，为了安放好自己的字，为了字的稳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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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白居易的苦心经营，浔阳江上那琵琶，那玉盘，那大珠小珠的落下，充溢着清脆的诗意。那诗意在我们中国人的耳里、心里、血里、骨里、情里、思想里、容貌里、动作里，永不凋谢。想到此，我们如何能不感谢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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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没有以上这些诗人的伟大创造，我们今天即使有了美好的生活，我们的心灵也是残缺的，我们的精神也如同一片没有绿树花草、没有飞禽走兽，只是空洞且寂寞的旷野。如果是那样，即使要写几句好的广告词，也会难于李白的“蜀道”。
　　过去的历史，总会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孕育着今天的文化。以我为例，如果没有李白杜甫们，我当然也会在中国出现——但那时的我，就不会是今天我的心理和表情了；我的作品也不会是今天的模样，也不知会成为什么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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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华横溢的诗人公刘，他年轻时写的北京，里面就有未放稳的字，可他自己并未认识到，寄到《人民文学》后，老诗人吕剑正当编辑，他是个颇具慧眼的文字维稳者，他看出来了。他把“北京在歌，北京在舞蹈，北京在狂欢”中的那个“蹈”字找出来了，说你看那些人舞的节奏和韵律多么美好，你再挤上去个“蹈”，那就搞得不太和谐了。因之果断请这“蹈”字下来。此诗发表后，公刘拍手叫好。直到晚年，公刘还把它当作一个最美好的记忆，咀嚼吕剑的水平和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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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了认真，我就想起，这和纫针，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我仔细一想，二者果然有个共同点，就是都要专注、都要细心。我想，纫针是个具象的东西，而认真是抽象的，如果说纫针是物质，那么认真就是意识了。所以，纫针一定出现得早，认真要晚一些。但这不等于认真会自动跟着出现。这个词还是要人创造的，而创造向来不会那么轻松。
　　我想，那个创造者，他一定为此想了好长时间了，想得头都疼了。有一天，他的夫人正在做针线，正在纫针，他忽然灵感一闪，惊喜得不能自已，就立即创造起来，于是天下就出了个十分需要的新词儿：认真。那么什么叫认真？认真就要像妇女纫针那样，心无旁骛，全神贯注，从不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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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相当成熟的作家，稳是没问题了，我希望他们所安放的文字，应该主要求新异、求别致、求精彩。把安放的重点用在文字的新异、别致和精彩上。
　　总体来说，写作者要像工匠一样安放自己的文字，要使自己的文字成为一片生命的世界，从而丰富我们的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