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显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世界历史眼光，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论，论述了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走向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人类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明独具特色，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多样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明交流问题，系统阐释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观点和看法，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如何解决这一时代课题，需要各国人民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进入21世纪，多元文化冲突呈现出不断加剧之势。冲突的主要根源是多元文化在一定区域的接触而产生的相互摩擦或斗争。它主要表现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冲突和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冲突等。
　　首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关系到全球化发展的方向，也关系到本土化的命运。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又称“9·11恐怖袭击事件”。在诸多论点中，“文明冲突论”成为此次事件的主要论点之一，9·11恐怖袭击事件使文明冲突论成为考察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角度。
　　其次，不同群体文化间的冲突。由于不同群体间的历史、语言、服装、宗教等特征的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性。如2014年12月24日，湖南省长沙市一高校学生身着汉服来到长沙太平街的圣诞活动现场，手举“抵制圣诞节”等标语，呼吁市民回归中国传统节日。这一举措引起众多路人围观与热议。
　　再次，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冲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有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若缺乏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态度，难免会产生冲突。阿以冲突即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典型的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于两个国家之间缺乏文化认同和文化交流，是军事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
　　这些多元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不同群体文化间价值或价值体系的冲突。当前以互联网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助推了全球化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传播，这也不断丰富着人类文明交流交往的形式。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网络平台，推销所谓普世价值，加大对别的国家进行文化价值观渗透，甚至颠覆别国政权，导致文化价值冲突不断升级。
　　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文明之间既相交流又相冲突的时代问题，理论界对于人类文明的走向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第一，文明冲突论。这是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他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公然宣扬“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与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另一个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29日智库“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在讨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她将中美竞争定性为“文明冲突”，她认为“是西方文明第一次与非高加索文明的竞争”。
　　第二，文明同化论。这一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哈耶克。马克斯·韦伯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他认为现代化产生于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所孕育的核心价值，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也同意此说法，他们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为其他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些方案。哈耶克也认为，西方国家实现的现代化所形成的西方制度和文化，是其他非西方国家应当学习的榜样，非西方国家要按照这条道路走，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展的过程，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同化。
　　第三，文化相对主义论。这一观点早期代表人物是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和20世纪美国的弗朗兹·博厄斯及其众多弟子。文化相对主义是认为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伦理实践主张，不同的文化之间不能相互比较。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各国的文化都是依据在各国的环境和文明中所产生出来的产物，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种文化被认为是正确的伦理实践，那么，另一种文化就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在文化相对论里，对和错可以通过对世界的考察来判断。这一理论以自己的文化作为评价标准来评价自身的文化，得出的结果必然是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
　　第四，文明对话论。这一观点是由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各民族文明间应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形成跨文化共识，最终形成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文明。文明对话论的实质是只有各文化主体平等交流、互相倾听和借鉴，才能使各民族文明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一种“文明对话”。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不同的主体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倾听以形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最终达成一致。这一理论与文明对话论的理论旨趣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不能自我封闭，而应该在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求同存异中发展。在全球化与多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面对各民族间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人类分享文明成果与淡化文明冲突是同等重要的，各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的文明蕴含着其民族精神和智慧，没有优劣之分。所以，我们要以更加包容的姿态看待文明冲突和矛盾。以上论述的文明或文化观，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因而，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遇到的时代挑战。要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遇到的时代挑战问题，就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各有千秋，不同文明间要以平等、互鉴、包容的态度加强交往交流，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首先，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明交流互鉴是指在人类活动中不同社会主体、文明群体、社会成员、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对照、模仿、欣赏、相助与竞赛的过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虽然各民族间由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或文化，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就需要相互交流交往。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明或文化呈现出的多元发展趋势，使世界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引发了文明间的冲突和矛盾。冲突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只有在不同文明间相互借鉴、交往交流，才能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文明间的对话显得极为重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文化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文化的进步一般会经由两种途径：一种是适应环境的变化。人类生存于一定环境中，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人类生存的环境影响。环境的不同使文化具有差异性，通常一种文化或文明所处的自然、历史、社会等方面的环境变化，必然会引起该种文化或文明的适应性变化。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立足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的战略选择。回看历史，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接触外来文化。当一种文化或文明接触到外来文化时，通常会发生文化冲突和矛盾等现象，文化就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进步。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文明或文化的长久发展需要交流、吸收外来文明或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在交流交往中，文化或文明才具有新的活力，才能不断进步。如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有机结合，融入到中华之中，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对此，罗素指出：“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也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文化是在对话、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再次，文明交流互鉴是对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各种文明观的积极扬弃。“文明冲突论”过分夸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且把这种差异和冲突看作是决定国际政治乃至战争和平的根本原因。虽然不同文明之间在交流交往中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但也往往是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冲突论”则无视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交往互鉴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文明同化论”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翻版，也是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贩卖西方价值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认为非西方国家应当效仿西方国家的文化，其结果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同化。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不同文化或文明都有其产生、存在并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一观点存在明显的反对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偏颇。“文明对话论”承认各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相互借鉴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一理论虽然提出了解决人类文明时代课题的可行性思路，但却只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这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阐明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以及人类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揭示了人类文明交往交流互鉴的客观必然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三、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路径
　　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存续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融碰撞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发展动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路径。
　　首先，我们要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人类将永远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类生活所遇到的既成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永远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所形成的文明或文化也各有不同。纵观古今中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所以全球化中的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的、共同发展的。因此，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搞所谓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历史终结论”“世界的前途将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将是徒劳的、不现实的。文化既然是多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交流互鉴时，要对其他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其次，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社会共同体，其核心是以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为共同行为模式的人的集合体。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更为便利，从而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另一方面，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必须将其民族化才能真正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这些因素出发，文化首先应该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因此，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决反对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而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的谬论，因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才是我们的“根和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从1997年起就要求他的博士研究生不仅要选修《老子》、背《老子》，还要选修《论语》。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规矩”时，杨叔子说：“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读什么书呢？我认为就是两本，一本《论语》，一本《老子》。”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再次，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面临文化的时代性问题。文化既然有时代性问题，这就要求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需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在相互借鉴和学习中创新文化发展，而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活力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实现的。“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所以，要加强文化的交流互动，让不同文化在相互碰撞、借鉴和融合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反对另一种片面的主张，就是过于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而无视人类全球化的趋势，大搞文化的国粹主义、排外主义，拒绝向其他文化学习。这种文化偏见既不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也不利于各民族间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只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学习借鉴其他文化或文明，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人类历史发展始终伴随着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不同文明发展进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应该是多元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是多元文化不断交流互鉴中所形成的文化上的共同体。这种文化上的共同体既有各文化群体的个性，又有人类现代文化的共性、时代性、先进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全球完全同质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也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所形成的文化上的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王长坤系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