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去世三十周年，我记录了三次在一些场合关于路遥的发言。
　　第一次是在路遥去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纪念座谈会，我专程从西安赶到北京参会。我记得我的一边坐着李野墨，就是当时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平凡的世界》的播音员；一边坐着叶咏梅，就是把《平凡的世界》做成中央广播电台的“长篇连播”节目编辑。叶咏梅也是知青，当年好像是在黄陵县插队。她还曾回到黄陵县她插队的地方，把她编辑录制的《平凡的世界》的录音带送给黄陵县。
　　我发言时说，我首先感谢今天到会的所有嘉宾，感谢首都文艺界。我说我是专程从陕西赶来，我代表陕西文艺界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还记得路遥。我说，我们的朋友路遥，他这种为文学而献身的殉道者精神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的领域。路遥和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给予出生陕北或者出身底层的青年走出高原或者走出原生阶层以精神感召的精神偶像和文化符号，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我说，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路遥的这些文学创作，没有《人生》，没有《平凡的世界》，新时期文学将会失去多么斑斓的一道风景！
　　第二次是在二○一九年。当时我受邀到延安大学作《丝绸之路万里行》的讲座。讲座结束后，我去给校园里路遥的雕像献花。在雕像前，我突然心情沉重。我说，陕北高原，它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一个领军式的人物，来张扬它的个性；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它就制造出来一个。我说，路遥，你不幸被选中了！当许多年以后，所有同时代的人都寿终正寝以后，你仍然要站在这里，站在风里雨里，继续为这一座城、这一块高原守更。我说，我来看你一下，我就要走了，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并开始在这里担当新的职守，我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次就是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甘泉。甘泉县委书记是一位叫杨宏兰的女同志，有文化也懂文化，大抓文化还能抓住关键。她崇拜路遥，她当年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写散文。在延安日报社工作时，是我的同事。甘泉县县长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们要打造一个文化品牌，就是把路遥当年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统稿时所住的甘泉县窑洞宾馆，整个腾出来，办一个路遥书院。
　　他们很有心的。把路遥当时在甘泉接触的十几个人都找到了。就是路遥在写《人生》时，给予路遥生活上帮助或者文学上提供素材的人，晚上陪路遥到洛河边散步的人，他们都写了回忆文章，陈列在那里。甚至当时照顾路遥起居的服务员的照片，都挂在了路遥当年住过的窑洞的门背后。还在宾馆院子塑了一尊路遥的雕像。
　　甘泉依托路遥书院，申报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中国民间文学之乡”。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就派了一批专家来甘泉验收。甘泉县委杨书记打电话请我过去，我就把路遥当年在甘泉写作《人生》和统稿《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情况，向验收专家作了介绍。
　　就在那次验收会之前，我和省文联的蔺玉主席在院子里跟路遥的雕像合影。照完相，他们说高老师不要走，再拍一段短视频。我就说，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有句诗说，我的朋友有的尚且活在人间，正同他亲爱的家人促膝长谈；有的已经化作雕像，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中央；而今在这个积雪未消的广场中间，就站着已经化作雕像的、我们的朋友路遥。路遥曾许多次说过，甘泉是他的风水宝地。他说他写完《人生》时，兴奋地把手中的圆珠笔折断，从窗户扔了出去。我想，那窗户就应该是这尊雕像正对的那一个。我说，陕北人有逢年过节献牲的习俗，就是宰杀猪羊送到山神庙、土地庙去祭神，一个文学家要是有志于文学，那么就要把自己像祭品一样献给文学事业，路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殉道者。我说，我们在这里纪念路遥，他永远是陕北文学的第一小提琴手，而我充其量是第二小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