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英雄们一致提议，授予王补梅“军队妈妈”称号。这位普通农妇因其拥军爱民的行动，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被评为“特等拥军模范”，24面锦旗悬挂家中。
　　农妇错把红军当土匪
　　红军刚到陕西神木县那段时间，一直被王补梅当成土匪。1933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南乡成立。红三支队提出，要“取消苛捐杂税，打倒豪绅地主”，便杀了六个催收税款的衙役，还把地主的粮食、布匹分给农民。国民党三天两头进村搜捕红军，还造谣三支队是土匪，带队的王兆相就是土匪头子，声称谁家窝藏了土匪就要斩尽杀绝。
　　王补梅这个穷苦善良的中年妇女，一时分不清国民党和游击队到底谁好谁坏。因此，三支队每次进村来，她总是躲躲闪闪不敢接近，连从小看着长大的王兆相，也不敢相信了。
　　直到1934年的春天，红三支队不断壮大，地主豪绅纷纷逃往县城居住，衙役也不敢下乡催迫税款，穷苦人扬眉吐气了。哪知，国民党八十六师疯狂搜捕游击队员，声称要抓捕王兆相兄弟俩。他们每到一村，就闹得翻天覆地，鸡犬不宁，老百姓个个忍气吞声，恨透了国民党军队。直到这时，王补梅才看清了游击队，这是人民的队伍啊！
　　一天夜里，王兆相带着几个青年到王补梅家里，王补梅决定要问个明白。
　　王兆相坐在坑头上，说：“我们祖祖辈辈开荒种地，一年到头没命地干活，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忍受欺负。而地主老财、恶霸绅士，他们不干活，却吃肉喝酒，穿的绫罗绸缎，一不高兴还要打骂长工，这就是不公平。我们就是要推翻不公平，建立一个新的公平社会。”
　　听了这话，王补梅心中好似升起一盏明灯。她这才明白，红军游击队闹革命，是为了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从此，游击队战士每次到她家来，她都热情接待，哪怕自己吃糠咽菜，也不让他们饿着肚子走。
　　山洞里组织起“红军医院”
　　自从观念变了，王补梅一直以各种身份，出现在红军队员身边，哨兵、护士长、厨师……她竭尽所能，为革命贡献力量。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红军各个根据地都遭到国民党的围剿，红军被迫分散，隐蔽开展革命活动。
　　王补梅为了让被“围剿”的红军战士有个藏身的地方，便搬家到一个山洞里，这山洞离村十多里地，位置隐秘，地势险要，是游击队员防守的好地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洞里又来了一批伤员，并且伤势严重，急需治疗。于是，王补梅带着五岁的小孩，挖菜、采药、熬药、洗伤口、做饭、缝补衣服，不分白天黑夜地干。
　　一次，米脂游击队队长马腾保受了重伤被送来，抬进洞里时已昏迷不醒。王补梅心如火燎，洞里只有粗糠野菜，重伤员怎么能咽得下去呢？于是，她冒险深夜摸回村里找粮食。第二天一早，村民趁着上山给白军打柴，从村里带出一点粮食放在崖畔上，王补梅就是用这些粮食救活了马腾保。
　　从此，王补梅家的这个山洞，成了一家“红军医院”，不仅能让游击队员藏身，还能顺势照顾伤员。王补梅按照伤势的轻重，给他们调剂伙食，洗伤换药。
　　战士们高兴地说：“我们住在这个‘医院’，既能养伤看病，又像住在家里一样得到温暖。”马腾保“出院”时，紧握王补梅的手说：“大娘，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一定要英勇杀敌，报答您的恩情。”
　　24面锦旗赠给“军队妈妈”
　　“王补梅常说，‘谁爱护穷人，我就拥护谁。’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诺言。”延安革命纪念馆保管部工作人员王茜子说。
　　战士们有时想送东西给她，她直接拒绝：“你们不要送，公家也困难。”战士伤愈临别前，王补梅拄着拐杖送了一程又一程。战士们齐声喊着:“妈妈，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看您!”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呀出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一首《拥军花鼓》在革命根据地开唱。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即“双拥运动”。
　　王补梅因其拥军爱民的行为，成了典型人物。1944年12月，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战斗英雄们一致提议,授予王补梅“军队妈妈”称号，于是，她被评为“特等拥军模范”。
　　一共24面锦旗，高高悬挂在王补梅家中。其中，晋绥军区后勤荣誉队赠送的“军队人民的母亲”锦旗，就是如今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的珍贵文物。1957年9月，王补梅将这面锦旗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
　　而后，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运动也成了传统。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后每年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双拥运动’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王茜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