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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2年12月11日
买蜂记
姚锐
  到延安插队的第一年秋收后,我们每个人除了分到一年的口粮,就只分到7块多钱。为过年买了块猪肉,就没钱了。穷则思变,当我看见队长养了一窝蜜蜂能吃蜜,就也想养一窝试试,给生产队的集体副业寻找个出路。
  第二年夏天,看着花丛中飞舞的蜜蜂,我把这想法跟队长说了。没两天,他就帮我在外村找到了一窝转让的蜜蜂,还让村里的老地主白望凌和我一起去把那窝蜜蜂抬回来。
  说起白望凌,并不老,当年不到五十岁吧。方方的黑脸盘,话不多。人多的时候,他都是在旮旯里吧嗒着抽烟。之所以叫他老地主,是因为一般的书籍里都称解放前的地主为老地主,我们也就如此称呼。他虽然号称为地主,却是村里最穷的人。他有六个娃,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所以冬天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一起到窑洞外边的院子里活动。他的身世没有人能说清,只是说他是地主的儿子,他爹早死了。但是村里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他这个地主儿子也就被人们称为地主。
  我们刚到村里插队不久,公社的武装部长来村里开了一次会。会上,首先是做备战动员。动员之后,就是开批斗会,批斗老地主白望凌。整个会程,除了我们知青代表吕大姐发言,表态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外,都是公社武装部部长在讲话。讲到后来,开始动手了。他用食指一下一下戳老地主的脑门,口中念念有词地批判着地主阶级。老地主双手始终下垂,脑袋随戳而动,挂在脖子上的烟锅烟袋也一颤一颤的,但始终一声不吭。散会之后,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并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老地主的大儿子二娃是队里的骨干,也是村子里的雷锋。地里有个什么需要额外跑腿儿的事,队长的眼光就会落到他的身上,低声说:“二娃,给咱怎么怎么样。”话没说完,天生一副笑脸的二娃就在一溜腾起的黄土中跑没影了。
  和老地主一起去买蜂,来回要走几十里路。那年才16岁的我,稀里糊涂的,连水和干粮也没有带就出发了。走到饥渴难耐之时,经过一片西瓜地,没想到老地主和种瓜的认识,两人吧嗒着烟锅子聊天,我则在一旁吃西瓜。尽管瓜农一再让老地主吃瓜,但是他只是在那儿抽烟,一块瓜也没动。
  终于到了养蜜蜂那家,掂一掂蜂窝,荆条编的,里边黏土糊就,有几十斤重。我们两个用一根扁担把它担在中间,沉甸甸的,走平道还行,只是已经过了晌午,早饭和西瓜早在一路行走中消耗,肚子咕咕叫了。在半道上,不知怎么的,老地主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一看,这家刚办完喜事,饸饹床子还架在大锅上。老地主和这家好像也认识,又是过去与人家聊天,还介绍我是插队的北京娃。大概他告诉人家给我压一碗饸饹,他自己不吃,所以人家只下了一碗给我。一满勺浓浓的西红柿臊子浇上饸饹,味道酸咸香辣,让人胃口大开。老地主蹲在一旁还是抽他的烟,吧嗒吧嗒的,喉结间或一动,咽下口水。少不更事的我,却接过碗来,几口就把饸饹吃完,可臊子汤却还剩下不少。汤是好汤,但是单喝还是太酸太辣,我又喝了几口就放下了碗。只见主家闲话间,一抬手竟把我碗里剩下的汤又倒回了汤锅。后来我才知道,当地就是这么个吃法。没有这么多汤,饸饹不好吃,汤剩下又浪费,所以这么轮流吃,有点儿像四川不换锅底的火锅。有了这碗饸饹垫底,若遇上个灾年,我也算是有了外出化缘的基本功。
  抬蜂窝的时候,我在前,老地主在后。上山时,我虽然得在前面奋力扛起,但是重量都压在了老地主的身上。大半天没吃没喝的他,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带着我一步一步把蜂窝抬了回来。对这个为我一路化缘的老地主,我也和村民们一样,自始至终没有把他当成阶级敌人。
  之后,我离开延安去部队当兵,又回到北京,一晃几十年。
  十多年前,有一天,他的二儿子栓殿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儿子在北京的一个小区当保安。我赶紧请这老地主的孙子在他附近的大饭馆吃了顿饭,又给他打包了一个红烧猪肘,还塞给他五百块钱,让他买生活用品。本以为他来北京是要长期打算,想帮他谋划,他却说只想干三个月,玩玩儿就回家,还是家里好。
  改革开放以后,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地主一家的日子也和大家一样,逐渐红火起来。
  2005年,我和插友们回延安时,看到老地主白望凌家新打了三孔窑洞,都是石面大圆木窗,这在窑洞里算是豪宅。我插队那会儿,都是土面加木门,门上有一孔纸窗。他的院子里还支着一口大锅天线,一个挺大的电视里放着凤凰台的节目。这个过去通信靠吼的村子,也联结起了五湖四海。白望凌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话说,只是兴奋地望着我,吧嗒着他的烟锅子。我塞给他三百块钱和一条烟,他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往后躲了一下,笑眯眯地看着我。
  从延安回来几年后,我打电话给村里,问起各位的情况。谈话间,乡亲们告诉我,白望凌病故了。
  从此,村子里再也没有了地主,他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