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白黎认识40多年了。最早一次见面是在1984年4月。当时，白黎来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找我。我当时已完成有关埃德加·斯诺的硕士毕业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和翻译、撰写有关斯诺的文章。那是我们第一次就“三S”中的斯诺进行相互交流。
　　1984年9月，中国三S研究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联合发起在北京成立（1993年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这一年的十月，在武汉召开了“史沫特莱在中国”研讨会，我和白黎都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白黎在研讨会期间采访了许多专家和学者。
　　1985年6月，我和安危老师陪同美国密苏里大学方思吾教授到西安、延安、志丹采访，为方思吾写作《从流浪汉到新闻记者：斯诺在中国1928—1941》一书做准备，得到了白黎的大力协助和热情接待。白黎也向方思吾教授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斯诺在保安的有关情况。
　　1985年7月，中国三S研究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了纪念斯诺诞辰八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我和白黎又在会上见面了。白黎借参加研讨会的机会，再次对参加会议的黄华会长进行了采访，还见到了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以及斯诺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爱泼斯坦、韩丁、魏璐诗等。
　　1986年6月，我和陕西省外办的工作人员林工琪陪同《海伦·斯诺》电视片制片人康西丁（TimConsidine）和剧本作家老林（Lor⁃ingMandel）到西安和陕北访问，白黎在志丹县毛泽东故居接待了我们。他的办公室兼写作室与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近在咫尺。白黎那时正潜心写作《寻找那些被通缉的：记斯诺》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和白黎在西安和北京见过多次。他来京时，还给我带来了斯诺和洛伊斯1970年由黄华陪同访问志丹县的许多照片。记得他当时住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修订《“三S”之行》书稿。那时招待所条件简陋，白黎的差旅费也有限，写作、采访、实地考察之艰辛可想而知。白黎确实为写作近百万字的《“三S”之行》三部曲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艰苦的劳动。
　　白黎的红色文学创作作品很多，其中我只是阅读过他写的《“三S”之行》三部曲。我作为原中国三S研究会秘书长，为能有这样一套书的问世而高兴。近40年来，国内外单独写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传记的专家学者也有一些，但同时写“三S”并以一定的统一风格集成一套出版（《世纪行》《中国行》《东方行》），白黎是唯一的一位。
　　可以说，写作“三S”人物传记中的每一个“S”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同时写三个“S”那就更不容易了。为了写好《“三S”之行》，白黎充分发挥了他自己的优势：一是他对中共党史的了解，特别是对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的了解（白黎曾任志丹县党史办主任）；二是他对陕北和延安风土人情熟悉；三是他对乡土文学、报告文学、红色文学写作技巧有一定程度把握；再加上他对有关知情者所进行的大量采访，对一些历史遗址的实地考察，这样就使他的《“三S”之行》内容饱满、史料丰富、乡土气浓、语言流畅活泼、叙事穿插纵横、故事生动有趣。虽然作品中有不少“合理想象”的成分，但故事述说基本上还是合乎历史逻辑的。
　　白黎自己在《东方行：记斯特朗》的后记中说：“在写作三部曲的每一部时，我都试图大胆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重现历史人物当时的真实面貌。书中既注重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再现，也注意了鲜为人知的史实叙述。在忠于历史的前提下，细节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合理想象。在写作的过程中，还特别注意了文学与史料的巧妙结合，尽量将两者达到完美和统一，但又不失史料的真实性。这样就使每一部书都具有文学和史料的双重价值，达到了不仅文学读者喜欢读，史学研究者也喜欢看的效果。”
　　国外对于文学作品，有FICTION和NON-FICTION之分，也就是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之分。报告文学总体来说应该是非虚构作品。当然，其中也会带有一定的“合理想象”的成分，关键在于对这个“合理想象”控制在一个什么维度上。我认为，白黎的《“三S”之行》在这个“合理想象”的维度上，把握得还是比较好的。用讲故事的方式并加上一定合理想象的文学手段，来记述“三S”这三个著名历史人物，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不太了解的青少年读者会有吸引力，使他们能较轻松地通过阅读此书对“三S”有个大体了解，同时也学习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
　　依我看，白黎在写作《“三S”之行》时运用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电影文学+小说文学”（文学想象和虚构成分依次递增）的混合手法，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作为“三S”的学习者和研究者，通过阅读白黎的《“三S”之行》感到颇有收获，也愿意将这套三部曲推荐给大家，包括“三S”专业研究者。
　　特别要指出的是，白黎在写作《“三S”之行》三部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人物采访。如采访了黄华、马海德、吴亮平、路易·艾黎、爱泼斯坦、贺子珍、刘英、朱仲丽、叶子龙、贺清华等一大批“三S”的老朋友和知情者。与白黎比较起来，国内其他一些写作“三S”的作者的采访能力是不够或有差距的。
　　白黎的《“三S”之行》三部曲，应该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其中《中国行：记史沫特莱》还获得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三届文学奖。如果要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改进地方，那就是整套书后没有列举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以及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员名单和采访日期。由于作品中加了“合理想象”成分，这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同时也增加了作品可能受到的质疑。读者在读书时，读到某些原本是“非想象”“非虚构”的内容、某些非常有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不免会问：“这些是真的吗？还是合理想象？”如果在每本书后加上参考书目、参考资料和采访人员名单、日期及大致内容，特别是独家的第一手资料，那就会帮助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套三部曲的真实史料来源，从而有助于今后的查阅、研究和引用。
　　白黎是我的老朋友，现已年近八十岁。他在创作红色文学的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第一手素材，希望有年轻人能将他的这些通过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素材和史料加以整理，以便今后能更好地为其他学者所利用。
　　（作者系原中国三S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5S+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