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我和26800多名同学伴随着北京站火车的汽笛鸣响，伴随着渐行渐远的两条火车铁轨，也伴随着我忐忑不安的心情，越走越远，心也变得一片空白。
　　我们就这样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了陕北延安。至于我们面临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回家？都是未知数。
　　就这样，我和互不相识的12名知青共同组成了一个知青小队，来到黄河岸边一个叫依锦村的地方。
　　初来乍到，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青由于贪睡，往往是在乡亲们各自拿着工具、迈着步子走向田间地头的时候，我们才一路小跑，紧追慢赶地来到劳动的地盘。
　　生产队的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只能站在老乡身边学着锄地、拿粪、撒种子。这些活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锄地也有技巧，地上的苗和草贴在一起，在我看来，长的就是一个模样。由于分不清苗和草，我不知把多少无辜的庄稼苗锄掉，而留下了草。只要是我锄过的地垄，老乡还要重新走一遍。对于这种费时费力的循回，我的心中充满着不安，总怕受到责怪。可我的父老乡亲们从未责怪过我，他们有的只是耐心与宽容。
　　农村生活中，驮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我们村村口有一条通往沟底的小路，沟底有一个石缝可以流出泉水，水清凉甘甜。村里人就在这里用石板砌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子，供全村人吃水用。刚开始的时候，每当轮到我们知青给队里的饲养室驮水的时候，总有老乡陪伴着我们。驮水回村的路上，我们知青有时恶作剧般骑在驴背上，看着驴步履缓慢地爬坡。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在老乡的开导与劝说下，我才从驴背上跳下来。现在想来，当时，人都累得气喘吁吁，何况小毛驴还驮着百十斤的两个大木桶。驴身上除了桶还有架子，我还骑着它，实在是不应该。
　　回家探亲，在当时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回家路途要经过黄河，要从村里下到黄河滩，再坐羊皮筏子过河，到山西吉县后，才能坐火车回北京。有一次，为了节约几块钱，我冒着危险过河。现在想来，心里都害怕。
　　那是1974年一次回家途中，我再次从村里走到黄河滩，只见几个吹足了气的羊皮筏子零散漂浮在岸边。因为回家心切，我等不上扎成排的筏子过来，就和船老大商量拉我过河。经他同意后，我把衣服塞到筏子里。船大哥给他绑一个筏子，给我绑一个筏子，就顺流而下。当时，我总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学过游泳，所以就天不怕地不怕地开始横渡黄河。再者觉得船大哥守护在我的身边，所以丝毫不担心会有什么危险。可在过河途中，黄河的表面看似静止，其实水下有起伏不停的小浪在推动着我前行，还有数不清的漩涡。在过河期间，当感到水下有漩涡的时候，船大哥就拉紧我坐的皮筏子的绳子，把我带过一个个旋涡。一路上，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当皮筏子终于到了河对岸，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感到自己真是死里逃生。
　　在我插队的日子里，父老乡亲都是耐心地指导我们、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犯过多少错，做过多少不近人意的事情，乡亲们都毫不计较。如今，我虽然离开了陕北，但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冬暖夏凉的窑洞，那里的关心爱护过我的父老乡亲，这一切，并没有离我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