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我和插友刘冰新一起从北京返回自己插队的生产队。
　　我们准备好返程所带的东西，买了车票，从北京站告别了家人，乘上了开往西安的35次列车。
　　到了西安，买了到铜川的火车票。我们乘坐的不是绿皮车，而是拉货的火车。我们整列车的人就同货物一样，坐到了车厢底上。车上没有厕所，火车开到了八里店，我想去厕所，只好下车，向车站内的厕所跑去。返回的时候，火车刚启动，车门还没有拉上。我双手抓紧车厢底帮。这时候，如果乘警一拉我，我就能上去。可是，穿鞋的不知光脚的苦，乘警不但没有拉我上车，还把我的手用力掰开，我掉车了。
　　看着远去的列车，哭，没用。到候车室问了一下情况。一位乘警告诉我今天再没有车了。要乘车的话，得等到凌晨四点多。可这趟车到八里店小站不停，一直要开到富平站才停靠。可八里店离富平有十二公里，我可怎么办？
　　太阳融化了路基边上的雪，整个一条泥泞的小路。“走路基吧！”枕木走一个格步子有点小，走两个格步子又有点大。走起来就有跳跃的感觉。我穿的棉衣服又挺厚，因为身体不好，我妈又让我穿了一件皮袄。这一身行装，怎么急行军也急不起来呀！
　　真可谓天不灭曹。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火车开过来的声音。失望无助的我顺着铁路向列车望去，是一个没有车厢的火车头。
　　“截车！”我当时突发奇想。
　　“火车头停了，捎我到富平，我就得救了！要不空旷的田野，我怎么安排呀！”
　　“停车！停车！”我解下围巾，站在路基的中间摇晃着围巾，高喊着。
　　“你不想活了！”火车头在离我不远的路基处停下来了。从火车头上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到我跟前，凶巴巴地对我说。
　　我当时根本就顾不上害怕，大声说：“我是北京知青，我掉车了。叔叔麻烦您能捎我到铜川吗？”
　　“你上车吧。”听了我的话，叔叔无奈地说。
　　无助的我终于得到了好人的帮扶。
　　火车开到了富平，叔叔对我说：“你下车到站里等车吧。”我忙说着谢谢，下了火车。
　　冬天天黑得早，我到了富平站的候车大厅之后，发现里边空荡荡的，根本没有几个人。两个大铁炉子冒着浓浓的火苗，霸占着候车厅的地盘。
　　望着窗户外面漆黑一片，我的心里有一丝凄凉。就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位送战友的解放军向我走来。他俯下身问我：“学生你是什么情况？怎么一个人在车站。”我只能如实将自己掉车的全过程告诉了他。
　　听了我的叙述之后，这位解放军连忙站起身说：“学生，我叫秦光荣，在富平武装部任职。天黑了，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太安全。跟我走吧，给你解决一下住宿。明早4点多我送你乘车回铜川。”
　　我真的又碰到贵人了。
　　我和秦光荣一起走向富平武装部，他给我买来了饭菜，对我说：“你吃完饭就在这儿休息。我到别的宿舍休息，明早我送你去车站。你把门插好。”说完就走了。
　　吃完饭，我简单洗了脸，插好房门就休息了。一天的奔波，让我紧张，这下终于可以休息了！我躺在床上，想着我的同伴刘冰新不知会怎么着急呢！想着想着，困意来袭，终于睡着了。
　　清早4点，秦光荣来招呼我起床。我赶紧穿好衣服，和他一同走向富平车站。到了富平车站，终于等来了绿皮车。我和秦光荣说着道谢的话，挥手再见，随后就乘上了开往铜川的火车。
　　到了铜川车站，刘冰新正着急地在车站等我呢。插友团聚，大喜过望。我们一起拿着手提包向铜川汽车站走去。
　　终于回队了！我又可以和贫下中农一起出工一起劳作了！
　　可就在这时候，苦和难又来找我了！我小学患过肾炎。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什么原因，我的肾炎又犯了。这还是老乡发现的。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我扛锄下地，老乡看到我后，就开玩笑说：“惠明这女子，想女婿了，哭得眼泡都肿了。”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地回嘴说：“还没吃饭呢，就开始胡说八道。”第二天上工，老乡还是这套词。
　　听了他们的话，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得过的肾炎。于是就卷起裤子，按了一下小腿肚。结果一按一个坑。
　　“坏了，是肾炎犯了！”
　　我当时就对队长说：“我不干了，我肾炎犯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金锁关医院去找中医看病。中医给我开了一些中药。回村后，我找老乡借药锅，把药泡好，然后将其放到砖搭的炉子上进行熬药。
　　我虽然有病，但出工、砍柴、值班、做饭都没有耽误过。贫协主席郭四伯见我很朴实，出于同情，给我写了一个小条，盖上自己的手章，让我到公社领了20元救济款看病。
　　我1972年回北京。回京后，经组织研究，批准我当了民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