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第一年，农闲了，想家的情绪像感冒一样蔓延开来，大家不约而同酝酿着回北京过春节。
　　生产队不同意知青一起走，要求分期分批。为了防止超假，第一批回家的同学必须在假条上签字按手印，保证按时归队。为了不影响下一批同学回家，第一批同学只好委曲求全按了那个有伤尊严的红手印。
　　当年，回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汽车、火车要倒几趟。在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抄小路进城。冷风嗖嗖的，出过冷汗的脸被风一吹，像小刀子割般生疼。我们浑身冒着汗，好不容易走到车站。大伙合计得找个地方躲躲，不然挨到第二天早上，就都冻成冰棍了。
　　我们寻寻觅觅，找到了一个闲置的邮政车厢。大伙一窝蜂钻进去挤成一团，牙花子打架的声音清晰可辨。想笑，可哪里笑得出来？腮帮子的肌肉都冻僵了。
　　受了一夜的罪，买到的还是卡车票。十冬腊月，我们站在卡车上，冷风刺骨，没处躲藏，流出的鼻涕都冻成冰溜子了。好不容易挨到铜川，我们个个都双脚麻木、上吐下泻，感冒了。
　　刚回家四天，中央下达一号文件疏散人口。父亲单位通知，被审查人员及其家属一律去江西奉新五七干校，父亲也在其中。火车上都是去干校的人。我疑惑，哪来这么多有问题的家庭和有问题的人呀？我刚刚从陕北农村“逃出来”，又要同父亲去江西干校。这是怎么了？
　　到了目的地，父亲被安排住进“牛棚”，奶奶、妈妈、我和弟妹五口人挤住在半间平房。这是一处劳改农场的旧址，条件极差。看着这简陋、阴暗、潮湿的半间房，想起延安破旧不堪的土窑洞，我今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心中渺茫而无望。
　　点名时，我向干校队部交了那个按了手印的假条。假期临近，造反派找上门来撵人，态度恶劣。
　　离京时，家里的房子退给了单位。北京没家了。找谁？住哪？没有着落。一个人回生产队，多孤独呀！进退维谷，我不敢告诉家人。因为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我担心。于是我只能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我有办法，收拾行囊只身上路了。
　　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人在旅途，不知下一站在哪？心在无奈中流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山爬山、遇水涉水了。
　　回北京暂住在同学荀梅家。人住下了，心却没有一天安宁过。我得知荀梅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即将回京过年，就悄悄去北京站买了回西安的车票。荀妈妈知道后，哭得很伤心，难过地说：“孩子，你命苦，但凡房子大一点，都不会让你走……”我很感动。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不能影响他们一家人的团聚。到了铜川，买车票遇到大难题。四五天过去了还没着落，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碰到一个和我一样返回延安的女知青，为了省钱，两人挤到一张小床上，想办法找记者买票，拖了七八天才回到延安。
　　一路奔波，千难万险，终于到家了。天大地大，可是那时，我竟无处可去，无家可归。没想到的是，能让我安身立命的，竟然只有那个陕北遥远的小山村；那个虽然破旧，但可遮风避雨的土窑洞。
　　这是我第一次回家的遭遇。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想当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回家，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