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元旦过后，那一列列火车、一辆辆大卡车载着我们一批批北京知青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我们13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落户梁村公社张坪大队袁家沟生产队，开始了我们的插队生涯。
　　袁家沟在距县城120多里的深山里。这里没有公路，不通车，进出沟常年靠的是两条腿，运输靠肩挑驴驮。没有水利设施，广种薄收，生产力极其低下，基本靠天吃饭，物资严重短缺。一个10分的壮劳力一天下来也就挣两三毛钱。这里常年居住着30余户人家，家家住的是土窑洞，窑洞内壁大多是裸露的黄土。仅有一两户人家，将自己的窑洞粗粗地刷过白。这里一年有大半年靠瓜菜充饥，小孩子上学要走两公里的山路。
　　就是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却硬生生要安置我们来自北京的十多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初中生。可以想见，我们的到来给生产队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和压力。但是，沟里乡亲的朴实和热情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到张坪大队的第二天一早，袁家沟生产队队长就带着几位乡亲出沟来接我们。
　　看到他们两手空空，我们心里满是疑惑：“没有车吗？这么一大堆行李怎么运进村？难不成用人抬？”结果事实正如我们所料，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箱子、被褥等大件行李全部由乡亲用绳子捆起来，帮我们背着走。随身的小件则由我们和队里的孩子们提着。山路崎岖，尽管天寒地冻，乡亲们却个个都汗流浃背。但他们丝毫没有怨言，黝黑的脸上始终挂着憨憨的笑。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那个场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由于队里没有空置的窑洞，生产队就腾出队部的窑洞，有的人口少的家庭则腾出了自家的窑洞，还提前烧起了热炕，安置下了我们。
　　当年的插队生活是艰苦的，苦到几个月吃不到肉甚至有时吃不饱饭；劳动是繁重的，我们与乡亲们一起春种夏锄秋收冬储，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生活是匮乏的，十七八岁正是身体发育、心智成长、读书学习的年龄，却几乎无书可读，更没有任何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但老区人民那宁可吃糠咽菜也要交公粮的爱国情怀；待我们如亲生，每逢乌云遮天大雨即将来临之时总是让我们最先撤离的赤子之情；哪怕家里只剩最后一升麦子，也会在我们头疼脑热的时候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的淳朴民风……时时温暖、感动和教育着我们，更激发起我们与老区人民一起战天斗地、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和勇气。
　　后来，知青中有的被安排到中小学当了老师，有的做了走村串户的乡邮员。1971年开始，陆续有少数知青被抽调到地、县、公社机关或安排到当地工厂企业就业；1972年春，又有部分知青被选拔到高校读书。有的在当地成家生娃，成了新一代延安人；也有的成长为地方官员。改革开放后，他们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作家、诗人、画家、企业家，更多的知青则成为各个企事业单位的中坚和骨干。
　　时光荏苒，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可至今回忆起这段知青岁月，温暖仍会涌上心头。北京知青后来的经历虽然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大都积极乐观向上，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究其原因，或许正在于他们深入体验了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老区人民的生活，经历了峥嵘岁月的磨练，特别是受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哺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