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起时，儿子打来电话：“爸、妈，你们还是补办一个结婚证吧。”
　　当年成家后，听了林语堂老先生的一句话，认为如果不打算离婚，留那结婚证是再没有任何用处的，撕掉那张纸是对婚姻最好的誓言，胜过千万句“我爱你”，所以就任它跟着岁月去了。谁知进入市场经济后，没有那张纸还真是处处掣肘，就连一次共同旅行也得解释半天。
　　在妻子心里，儿子的话最是要听的。来到照相馆门前，抬头一看，招牌上写着“延河照相馆”几个字，才想起这仍是四十五年前给我们照合影的那家照相馆的嫡传。那年，她参加地区的团代会，我也找了一趟延安的差事，中秋将临，决定先到副食门市买点月饼再去照相。从柜台挤出，她一摸口袋，脸色就变了。说糟了，钱包没了。好在我们的钱并不全在那一个包里。计划照常进行，在延河照相馆拍了一张四寸的黑白照。后来又在西安的民生照相馆放大着色，那小小的插曲便被彻底隐去。
　　当年公社的文书是我的至交，见证了我们人生起步的所有艰难。妻子自幼聪慧，心气颇高，但无论上大学还是招工，村上都不推荐。几位老师怜惜，尽力上报县里，都被追回。理由只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女有的是，为什么要推荐地主富农的后代？无奈，朋友出主意，把她的户口转到我们村。一道汾川河，从右岸迁到左岸，这才享受到了一个亦工亦农的招工指标。走上工作岗位后，她终于凭着考试第一的好成绩实现了农转非的愿望。后来我们节假日回家，常看到她们村当年的掌权者推一个板车，在小镇的大路边卖零碎。不识字的老岳母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兀就是那人的本色。
　　文书朋友听我说准备结婚，就说，那顺便把结婚证拿上，省得再跑一回。我便欣然同意。那时我们公社的结婚证是油印在粉红纸上的模板，二联便函一样的格式，添上姓名，盖上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大印，对折一撕就得。妻子一见说：“咦，你一个人就领回来了。”我心里略略一怔，才知道自己忽略了她的感受。人生大事是必须有一种仪式感的，有些路该携手同行的必须得一起同行。无论是坐着宝马，还是拿着竹杖穿着芒鞋。只好硬着头皮，照着朋友的话说：“噢，省得你再跑一回。”
　　早年每逢集会，在供销社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办结婚证的男女。女子在媒婆和母亲一左一右的陪伴下近柜台站立，男子跟着父母或哥嫂退后一步站着，按照事先的商定七身八身地扯着嫁衣的布料，每听营业员扯布的声音嘶啦一声响，男子的拳头都会捏一下。不一会儿，双方的脸都会憋得通红。有那沉不住气的男子，会抹一把额头的细汗走上前去咯囔一句：“差不多就行了吧，往后会有更好的。”女子会怼一句：“舍不得就算了，都不要了。”媒婆便急忙打圆场：“看这娃，人家也没说破什么嘛，也是为你好。”等一切置办齐整，红袱子包了，才去公社办手续。当然，也有中途谈崩了的，女子一扭身站在了供销社的屋檐下，十人九马撤不回，结婚证只能改期再办。多年以后才明白，过去的人为什么把领结婚证叫割结婚证。
　　老夫老妻走进政务大厅的婚姻登记处，虽然觉得纯粹是多此一举，疫情时期少做一次核酸立马就会发出警告，随之还会赋红码、黄码，限制你的行动自由，婚姻关系这样的人生大事，大数据怎么就不能发挥作用呢？但填写法律承诺，摁红手印，再拍合影，一路程序走下来似乎真找回了一种感觉。妻子郑重地将其收入提包。对我，是补，是第二次。在她心里，却不尽然。从此后，大概再也不会怪我擅自作主了。
　　“风既相随，物无不顺。”回到家中，找出当年的照片。妻说，时间改变一切。打开证书，上面有登记日期，还有补办日期。16425天。日子一下子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