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也应邀出席讲演会
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先生

　　1940年初，著名侨胞领袖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在新加坡成立。慰劳视察团成员50人，都是南洋各地的“南侨总会”或“中华总商会”推举的代表，他们大部分先行出发回国，陈嘉庚本人及随行人则于同年3月25日乘飞机到达重庆。
　　因为陈嘉庚对华侨界有巨大号召力，领导华侨筹赈作出过很大成绩，所以蒋介石政府动员了党、政、军200多个单位几千人在政府大员和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带领下到机场欢迎陈嘉庚。
　　蒋介石为了博取陈嘉庚的欢心，在重庆一地即准备用8万元经费进行接待，每日皆被请去赴宴，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
　　在重庆，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当时战斗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以及邓颖超等一行人曾特地去拜访陈嘉庚，并赠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羊皮衣。陈嘉庚也对他们表示了关心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
　　当时，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并没有多少正面了解。在此之前，他所听到的都是共产党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等诬蔑性的语言，到重庆后又闻“中共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摩擦”等恶意攻击的话。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希望亲自去延安访问。不久，毛泽东就从延安打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给了蒋介石很大震动，蒋介石力图阻止，但陈嘉庚执意要去。5月25日下午，陈嘉庚一行抵达古城西安。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派出大小汽车各一辆，送陈嘉庚一行直赴延安，还派来主管招待工作的蒋处长陪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另派寿家骏科长送陈嘉庚赴延安，并要陈嘉庚与他同车，意在监视陈嘉庚的行动。
　　当车队经过洛川的时候，有一些所谓“民众”往陈嘉庚车上递了不少诬蔑共产党的“控诉书”，言词空洞无实，内容大同小异。这种伪造的“民意”骗不了陈嘉庚。他把“控诉书”拿给寿家骏科长看，然后撕碎丢弃在路边。
　　5月31日傍晚，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时，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南门外热情迎接。陈嘉庚走下汽车，不时向欢迎群众鞠躬、挥手致意。晚宿边区政府交际处窑洞客房。
　　6月1日上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像普通士兵一样平易近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了窑洞，只见墙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
　　会面后，陈嘉庚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尽管当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毛泽东于窑洞外院内露天设晚宴一席，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因桌面陈旧不光洁，遂用4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毛泽东仅以白菜、咸饭招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解释道：“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陪客的仅有朱德和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陈绍禹）。
　　陈嘉庚在延安8天，毛泽东到他下榻的窑洞拜访过几次，或同午饭或共晚餐，谈话间，陈嘉庚再提两党摩擦事，恳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事件，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承，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摩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作，而中央多为误信。望先生谒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嘉庚慨然应允。
　　陈嘉庚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也应邀出席讲演会。陈嘉庚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陈嘉庚与毛泽东多次会面，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
　　朱德除陪同陈嘉庚参观了一些地方，还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抗敌的功绩，以及国民党对八路军种种歧视的事实，如经费发放不足，弹药不如期按约发放；违背诺言，不公开宣布承认已实行三民主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陈嘉庚听后默然不语，沉思良久。
　　陈嘉庚是个很细心的人，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单独一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从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投奔延安来的学生多次畅开交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以证实所见所闻。这些学生也能够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所闻、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样陈嘉庚的心才踏实了。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陈嘉庚登台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陈嘉庚这一次访问延安，发现了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看出中国已经出了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延安之行，成为陈嘉庚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点。
　　7月17日，陈嘉庚一行返抵重庆。他满怀信心地对同行者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同行者心照不宣，知道陈所说的救星是指中国共产党。当时重庆有个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是陈铭枢，邀请陈嘉庚去讲演，讲题是《西北之观感》。讲演会听者颇众，有社会各界人士，还包括新闻记者。陈嘉庚说他在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接着，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他一再声明，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
　　12月15日，陈嘉庚回南洋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即向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与观感。12月24日，他在槟榔屿对前来迎见他的人兴奋地说：“中国有希望了……”12月31日，他回到新加坡，又对儿子欣慰地说：“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