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把山上的平地称为塬，南河寨就在塬上。塬上缺水，吃水要从井里打。三个小队三口井，每口井都足有四十多米深，从井口朝下看，黑漆漆的不见底；冲下喊一声，嗡嗡嗡地响着回音。扔一块土坷垃下去，好几秒钟后才能隐隐地听到一声“咕咚”。
　　每天清晨，村里的婆姨们头一件事是做饭，汉子们头一件事是打水。我们知青得自己做饭，自己打水。我们打水得三个人一起上井台，两个人摇辘轳，一人向上提井绳。常常是三个人累得浑身大汗，十五分钟左右才能打起一桶水。
　　井台是村中热闹的地方，知青们把那里比作王府井。老乡们笑话我们打水的样子，而村中壮汉们一个个打水的雄姿也确实让我们羡慕。一队女知青蒋玉莹曾为壮汉们打水掐过表，速度最快的数大力士刘长来，提一桶水仅用七分半钟。我们三队的男知青“老太太”贾永光，一个人摇辘轳，差一点被反转回来的辘轳把打翻在地。到了夏天用水多的时候，井常常干枯，解决的办法是人下去“掏”。
　　掏井的活是村中壮汉们的荣誉，因为一天可记三十个工分。那年月，十个工分才值七分钱，工分就是社员的命根子。平日每一分都斤斤计较的社员们，在这活儿面前谁也不去争——下井的总是那几个最壮的汉子。用水这么难，我们只好省喝俭用。每人每天一盆水，早上洗脸，下工后用它擦身，擦完身再用它洗衣服。直到脏得不能用了，才泼到窑洞前干燥的土地上。
　　村里的老乡说起水，总有一副自得的神气：“咱塬上的水好，甜，养人。你们看看，那沟下的人，吃水倒是方便，但那水吃不得！”后来，我们留神观察了一番，的确沟下的人有不少得了大骨节病，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所以虽然沟下的村里有沟水，还能种水稻，但当地人还是认为住在塬上的人比住在沟下的人高一等。
　　塬上的井水是甜，可我们也曾喝过几十天的臭水。那一阵子，人们发现从井里提出的水，经常有些短短的白毛，而且有股难闻的味。老乡们家家都用筛面的细箩把水过滤一下再倒进水缸。我们知青没那工具，只得慢慢捞那些白毛凑合着吃这臭水。后来臭味越来越大了，全村的人都在议论，有人瞎猜，有人还叫骂起来，可那又管什么用？一天傍晚，一个老乡去打水，他觉得辘轳越摇越沉。桶到井口提上来一看，原来桶里有一只死羊羔。羊羔身上的毛早就被水泡得脱光了，只剩下团团红线虫。
　　消息传来，我们望着缸里的臭水，心里直恶心。可月亮都老高了，干了一天活，累得直不起腰，晚饭还没做，这水不用也得用。把水倒进锅里多煮了一会儿，再倒玉米面。玉米糊糊又多熬了十分钟。出锅时大家肚子早就饿了，那热腾腾的玉米面糊糊吃到嘴里，谁也没觉着臭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