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余家沟人
　　让我们把心留在了
　　那个最美的地方
　　

——题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延安河庄坪乡余家沟村三年半的插队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余家沟大致位于延安城和安塞两点连线正中，距安塞沿河湾镇只有二十里远。虽然距公社政府所在地河庄坪镇只有二十里，但是在河庄坪乡两大拐沟之一西沟的深处。当年交通不便，汽车开不进来，只能走架子车和勉强走手扶拖拉机。因路窄险，所以进城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和架子车。
　　余家沟广种薄收。虽不富裕，但当时在陕北农村尚且属于中等水平。我插队的余家沟前庄为余家沟三个自然村之一，只有十几户人家，七十六口人，没有一户成分是地主或富农，全是贫下中农。1978年以前，余家沟一直没有通电，晚上靠点煤油灯照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也应该与此有关。尽管柴油机加工粮食的比例逐年增加，可在这里，粮食加工还不能完全离开牲口和石磨。庄户做饭烧火几乎都靠在山里捡柴维持。
　　四十多年来，每当延安插队的话匣子打开后，若没有被人打断，总是五六个小时也停不下来。在离开延安余家沟的头两年，即便再忙再累，每天晚上一合眼，延安余家沟的生活总会在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放出来，几个小时不能入睡——真是人虽离开，但是心还在延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余家沟虽然“穷”，但是“美”——人的心美。延安余家沟人是一些真诚、善良、率直的人。他们看人不是看你身上的标签，比如政治面貌、家庭成分，也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他们待人爱憎分明，从不听别人说你是怎么一个人，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你好，便会倾全力帮助你，掏心掏肺地对你好。对于他们认为不好或不喜欢的人，他们可以面对面走过而不打招呼。对人也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然人无完人，或许某些余家沟人的待人方式独特一些，但我所遇到的余家沟人个个真诚、善良、率直。
　　我们知青在余家沟插队有在家的感觉。
　　刚到余家沟，前庄队长李生福、副队长王茂虎和其他队干已经帮我们做好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比如帮我们建好了厕所，帮我们买来了做饭和取暖所用的煤，帮我们分好了菜地和自留地，修好了猪圈，打好了地窖。
　　乡亲们除了耐心教我们干农活，如犁地、点种、锄地、打场、捆庄稼、捻毛线等之外，生活上也是处处关心着我们。刚到队里的时候，总是有乡亲来我们窑洞看看我们还缺少什么。有好几次，有老乡表示愿意教我们腌制萝卜，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腌制的菜，帮我们挺过了缺菜的日子。
　　我们相当佩服老乡会过日子。他们会将萝卜腌制后等到青黄不接时吃，并且在自己也不够吃的情况下还拿出给我们吃。至今我都记得，安胜前副书记的婆姨刘菊英好几次给我们端来自家腌制的胡萝卜和白萝卜。
　　我们有解决不了的事找队长，问题总能得到解决。我们想养猪但又没条件的时候找队长，土豆分了没地方储存找队长，病重需要送延安城看病找队长。除了常常麻烦队长，我们也时常求助于乡亲们。我在延安自己做的中式黑棉袄就是借茂虎副队长家的缝纫机和在他婆姨高延明的指导下完成的。当年借老母鸡孵小鸡也是得到了小队会计李福荣的婆姨袁竹莲的热情帮助。农活上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无论向谁请教，都会得到耐心的答复。
　　我们大队老书记李长荣是我佩服的人。他不识字，但有能力。他是石匠，还会果树栽培。更因为办事能出于公心，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比如我们初到队时，由于谨慎，生怕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说错话、站错队”，好长一段时间，光听乡亲们发言而不表态。老书记发现了，就来到我们的窑洞，引导我们要加入社员们的讨论，不要怕讲错话。我们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打消了怕说错话的顾虑，参加到队里的会议讨论中来。于是，我们较快地融入了余家沟的生活当中。
　　我们前庄的李生福队长，腿有残疾。尽管自己不要当队长，可是他人品好，做事公道，处理农活有经验，还是被大家接连十几年选为队长。而他家的光景却比庄里普通农户还差些。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离队前几天，李队长拿着十元来给我还钱。我们插队三年多以来，李队长不知道为我们知青操了多少心、帮了多少忙，可是他还牢记着要还借我的十元钱。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75年夏天，太阳异常毒辣。我和几名知青负责将麦子从山下的麦地背到山顶的麦场，每次背麦九十多斤。背了十几趟后，我们的汗已流干，嗓子也直冒烟。那时候，每个人都渴到了极点，恨不得一口气要喝下半缸水。可是没有一滴水，只好强忍着。
　　前庄武占军看到我们没有带水，特意让他那天未上学的弟弟武占平给我们背麦的知青从沟底拎上来一罐清凉的泉水。这一罐水中包含的情谊是多么珍贵！
　　通过在余家沟几年的插队生活，使我们知青明白，做任何事，首先要想到“受苦人”的利益，想到乡亲们的利益——这种思想的转变，也许就是我们插队的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