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其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社会形态、经济基础、政治生态密不可分。宜川作为一个县进入延安行政版图，大抵始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自春秋战国以来，每逢社会动荡期，因其特殊的军事战略位置，宜川都是各方势力争夺角逐的缓冲过渡地带。正由于此，饱受灾难的宜川人民，才最具顽强革命、坚韧斗争、追求解放的群体品格。从实践探索意义上讲，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有宜川人民的历史贡献。
　　一、紧跟时代，淬炼初心使命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历史已经过去，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要求一代代后来者务必永恒做好这一时代答卷。谈到延安精神，就不能不回顾先辈们当初走过的路。受魏野畴、李子洲等从北京学成归来陕北之影响，在省立四中入党返乡的宜川学子以其义无反顾的播火精神唤醒了宜川人民，为党组织在宜落地生根不惜牺牲，开启了黄原故土红色之路，也为党中央落脚延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设地造的时空演替，把宜川推到了陕北、关中、晋西南黄河沿岸三圈文化交融渗透的风口浪尖上。每当历史紧要关头，宜川人民总会挺身而出，迸发出革故鼎新的惊天壮举。1926年春，李象九、谢子长分别在宜川集义和县城打入石谦驻军，建立了第一、第二两个军队特支，为发动武装斗争进行了具体准备。与此同时，从1926年11月到次年2月，白彦博、赵方等受党组织委派，先后帮助范世昌等组建了宜川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县城党支部和县一高、二高党支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起清涧起义。同年10月12日早，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率部从清涧奔来，与宜川驻军党组织和范世昌组织的进步群众里应外合，于10月17日攻占县城，掌握了千余人起义大军。以宜川为立足点的清涧起义，是西北共产党人打响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许多人不知道，清涧起义最关键的事件和战争现场在宜川。其实，如此重大事件与一地的关联性确有偶然性因素，但历史的必然性始终发挥着关键性决定作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乱世的宜川，武装有条件，进退有余地，群众有基础，生态有保障，实属兵家必争之地，这次起义的基点依然是这样。起义失败革命进入低潮后，宜川党组织中坚力量的革命热情并没有消退。1929年冬，赵方返回云岩二里半村，成立了第一个宜川农村党支部；1933年，集义镇新庄村邓景亭在韩城中学入党后，以宜川县督学身份返乡成为四高党团支部发起人。这一时期，赵方、范世昌、白彦博、黑志德、邓景亭等与谢子长、刘志丹、马文瑞、高岗、杨森等红军将领逐渐取得联系，在本地发动乡亲，锲而不舍，冲锋陷阵，组织“抗捐军”，创建赤卫游击队，配合红24师与伪县、乡政权进行真刀真枪的殊死斗争，催生了东区革命委员会、宜川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共赤川县革命委员会，创造了武装开辟北起延长、南达韩城、东抵黄河、西接南梁百余公里陕甘边东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奇迹。宜川大地的星星之火，就是这么燎原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35年底到1936年秋，为开辟这片红色政权英勇牺牲的宜川先烈就有40多名。范世昌、马俊士、崔武元、曹贤德等革命先驱，就是这时被黑暗势力残酷杀害的。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怎样淬炼成钢的？宜川建党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生命的赤诚，明明白白地诠释了这一切！先烈们以年轻的生命换取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在革命低潮期，与陕北其他地区一起闹红了中国革命仅存的这片天，这正是党中央落脚延安的基础。
　　二、敞开胸怀，滋养民族精神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从合到斗，蒋介石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被部下囚禁，还得由共产党协调放人。为抗日救亡忍辱负重，这就是我们党的伟大胸怀。
　　从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宜川党组织始终保持无比清醒的大局意识，为民族利益做出了巨大牺牲。一是克服各种阻力投身统战救亡运动。1937年初，宜川党组织推动成立全县抗日救国会，邓景亭以公开身份成立抗日救亡剧团，辗转宜川城乡宣传演出十多个抗战剧目，极大鼓舞了全民抗战的士气。同时，配合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阎锡山部进行有理有节的反复斡旋，有力促进了华北抗日统一战线。二是采取各种方式坚决开展斗顽活动。1940年冬，胡宗南驻宜61师借口夜袭八办驻地，一次抓捕包括办事处在内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达100余人。宜川地下党适时改变斗争策略，秘密派遣党员打入国民党机关、学校任职，以公开身份搜集情报，利用敌伪内部矛盾与之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战期间，宜川人民倾家出力，捐资捐物。据民国《县志》记载，仅1937年到1944年，宜川人民直接参军抗战2400多人；纳粮421万斤；捐物捐资1.57亿元；修筑战备公路199公里。特别是阎锡山部驻宜后，后方机构和大批难民随之而来，仅生活烧柴一项，就使县川以南十数公里山体稍林植被快速退化；加之日机轰炸，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也使老百姓饱受煎熬，付出了沉重代价。与此同时，面对复杂斗争挑战，宜川党组织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彰显了天下为公、人民至上、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浩然正气和民族大义。
　　三、砥砺斗志，献身人民解放
　　从谋求和平争取解放的不懈奋斗看，1946年至1948年，宜川党组织发动群众与驻宜顽敌进行了顽强斗争，为策应党中央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6年7月，在国民党把宜川作为进攻延安前哨的危急关头，宜川党组织采取隐蔽地下秘密斗争、打入敌人内部合法斗争和秘密组织训练游击支队准备武装战争等方式，投身保卫延安外围工作。1947年10月19日至21日，韩宜县委负责人邓景亭委派向导配合西野二、四纵队奔袭包抄攻占县城，首次解放宜川。宜川支队在县城东北配合行动阻击南下援敌，牺牲20余人；邓则带韩宜支队包围敌集义乡公所迫其缴械，宣布河清区委、区政府成立。11月3日，敌地方势力包围区政府逮捕邓景亭，并于7日将其枪杀。4个月后，1948年3月3日，彭德怀亲率5个纵队7.5万兵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2.9万余人。从此宜川获得彻底解放，打开了西野向渭北、西北挺进的大门。
　　宜川战役的伟大胜利，无不得益于宜川工委带领全县人民的倾力支持。前方在作战，后方忙支前。缝衣做鞋、推碾磨面、送粮送水，送弹药，抬担架……全县4万多人不舍昼夜，以最有力的行动，全面保障战役补给，并坚决投入剿匪反霸、拥军支前、建党建政和土改斗争。仅据1948年至1949年不完全统计，支前送粮494万公斤；出人工40多万个、畜工7万多个、担架2068副；运输弹药、军衣、军鞋就分别达17.5万斤、53980套、3.7万双；前线慰问捐资1.67亿元；动员青年报名参军450人，共有烈工军属1095户，长期出征支前3000多人，跟随西野西进长达两年之久。可以说宜川人民真正做到了保卫延安不辱使命，解放宜川倾家出动，一心支前义无反顾，巩固后方毫无懈怠，为党中央东渡黄河擘画建国蓝图，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四、立足实际，丰富延安精神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是延安精神的策源地。在研究陕北十三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伟大实践所造就的时代华章——延安精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更进一步关注陕甘宁边区各地方乃至其他解放区这一时期在延安精神形成中的具体实践与探索。纵观1935年至1948年宜川革命史对延安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影响，至少在以下方面值得探讨。
　　1.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贡献时空资源。宜川是延安的东南大门，建立和巩固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宜川责无旁贷，必不可缺。谢子长、刘志丹当年之所以非常重视宜川，一方面得益于此地东望晋南、西瞰陇东，具有护卫陕甘边区和经略华北中原的回旋腹地，南扼关中、北依延绥，极具进退收缩灵活机动的战略纵深；另一方面是地广人稀，雨热同期，土地承载潜力和人口容量尚有较大弹性空间，相对于陕北其他地方，更具有支撑革命的资源环境保障。事实上，初试锋芒的清涧起义、逼阎抗日的统战较量、扭转时局的宜川战役，都是延安精神形成与发展不同时期创造性实践的典型案例。
　　2.依托执着的群体品格，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力量源泉。宜川人民历来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勤劳淳朴、包容内敛、追求进步的文化底蕴极易融入外来进步力量成为合作同盟；长期的武装斗争与革命实践造就了宜川社会群体守口如瓶、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群体性格。范世昌、邓景亭、曹贤德、马俊士、崔武元等革命烈士追求真理、守死笃信、临危不惧的浩然正气，赵方、白彦博、黑志德、薛明斋等本地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以其毕生之力，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一心为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皆为宜川人群体性格和延安精神有机融合的真实写照。群体性格的地域特征与积极主动的后天修为，对于革命者党性养成与品格锤炼具有增益放大的乘数效应，这也是宜川干部在延安具有良好口碑的原因之一。
　　3.利用淳朴的社会风尚，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拓展实践空间。受北方游牧文化、关中耕读文化和晋南忠义文化长期影响，以及儒释道三教民间化弥漫性熏陶浸润与深度融合，加之胡瑗、张载两位先贤深耕此间，致使崇文尚教、明体达用、敦本善俗、讲信修睦、追求大同的社会风尚在宜川大行其道，亘来已久。这些耳濡目染的传统风尚，与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高度契合。当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便很快与本地有识之士一拍即合，形成共鸣，落地生根了。无论谢子长、刘志丹、马文瑞，还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革命主张，在宜川都能第一时间找到落地实践的人和地。这就不难解释如前所述，在中国革命历经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个阶段，宜川的探索与实践为什么都是有板有眼、极具典型的。
　　当年，宜川人伴随着建党建国的伟大实践，在毛泽东旗帜指引下，主动融入延安精神的具体实践与探索，前仆后继，梦想成真。今天，相信宜川人民同样能够以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踔厉奋发，接续奋斗，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宜川故事讲得更好，做得更好。
　　（作者为宜川县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