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和第五年，即1941年至194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中建立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时，日军以其主要军事攻击力量来“扫荡”“蚕食”和“清剿”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以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生存和斗争的条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日趋缩小、物质条件愈来愈困难的局面。当时，边区在断绝外援的情况下，部队、机关仍很庞大，需求和供给之间发生了很大矛盾，群众负担越来越重。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只向农民征收公粮5万石，1941年却增加到20万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的存在，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针对上述情况，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上，李鼎铭等11人提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还提出五条具体实施办法。
　　这个议案提出后，在参议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意见。毛泽东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认为：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1月18日，大会就这一提案进行了表决，最后以165票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一提案，并且作出决议交政府速办。
　　参议会闭幕后，12月6日，《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标题发表社论，论述精兵简政的意义所在。12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3%，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到1942年9月，毛泽东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要求各根据地都要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看待”。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整编精简。
　　1942年10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边区各级政府负责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后，统一了思想认识，为普遍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扫清了思想障碍。11月，边区政府党组草拟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经西北局高干会讨论通过。12月3日至9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五项要求和西北局高干会的精神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明令公布，下达施行。
　　经过1943年一年的努力，边区精兵简政工作获得了预期效果。从精简机构的情况看，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从精简人员情况看，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减为279人，减少40%。精兵简政政策的大力推行，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办事效能，进一步统一了政策、法令、命令、指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大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节省了民力。以延安县为例，1942年动员民力6万个，1943年减为2.8万个。再如绥德县，1942年动员民力7.5万个，1943年只动员900个。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得到很大缓解。（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