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尤其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闻宣传事业逐渐成熟壮大，在斗争中新闻宣传队伍不断强大，打破了敌人的新闻舆论封锁，取得了舆论斗争的主动和最后的胜利，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新闻宣传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党高度重视成立新闻宣传领导机构
　　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设立了新闻宣传工作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制定党的新闻宣传方针政策，管理报刊、通讯社、出版发行、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对内作为开展思想文化交流、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工具，对外是打击敌人的锐利思想武器。新闻宣传领导机构负责人一般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党的领导人既是新闻宣传机构的领导者，又是新闻稿件的撰写者。1936年5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延安后不久，为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党中央在瓦窑堡成立了由张闻天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1937年3月，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和周恩来组成党报委员会。1943年3月，中央机构精简和调整后，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和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最高领导机构，统管着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党校、文委和出版局，取消中央党报委员会。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之下，各地逐级设立宣传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各级领导担任，实现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新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联系加强。为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机构，进一步提升党的新闻宣传效果，加强宣传工作中的规范和统一，中央宣传部对各级宣传部门的机构设置、业务开展作出了详细规定，要求“各级宣传部尤其是高级的宣传部，必须有定期的工作计划的确定与检查”“下级宣传部必须利用各种可能向上级宣传部作定期的各方面专门的工作报告，而上级宣传部也必须及时提出一般的和具体的指示，在环境许可的情形下，上级宣传部须采取直接巡视和考察的制度”。为使党的新闻工作更加高效地服务于党的各项事业的开展，1942年，中央宣传部对新闻宣传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必须把宣传部的工作接近于党的实际活动。各级宣传部对中央及各地高级党委各项政策和决议，务必贯彻始终，宣传解释，检查反映，不要离开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去空空洞洞地宣传。”为加强新闻工作的党性，密切新闻工作与党委工作的联系，中央宣传部还明确要求党报编辑部要与党的领导机关密切联系，党的领导机关要高度重视党报编辑工作，党报要及时报道党的政策主张、抗日工作及群众生活，要在头版或用几个版面来报道根据地的情况，同时要密切与通讯员或撰稿员的沟通，注重新闻报道深入群众生活、反映群众需求，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新闻宣传领导机构的成立，为职业新闻记者的培养和通讯员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标志着我们党新闻工作的进一步统一和成熟。
　　适应形势需求培养职业新闻记者
　　随着新闻宣传事业的快速发展，职业新闻记者的专业化培养也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当时从事新闻工作的主力主要为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和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他们或囿于国外新闻理论的枷锁，或从未经历过专业系统的新闻教育，新闻工作能力有限，认知水平不高。为解决职业新闻记者人数少、业务水平低的情况，党中央决定选拔兼具党性修养和理论素养的人才委以新闻宣传工作重任，并提出“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熟悉党的路线与政策，要对中国历史及社会知识有一定认识”，同时要求各级党校积极培养新闻宣传人才，提升新闻宣传人才的素养。在增强新闻工作者党性修养和业务修养方面，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强调，新闻工作者既要“有丰富的知识，对边区要熟悉，能懂得党的政策”，也要“掌握写作技巧，经常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和别的通讯社的新闻稿”。
　　为增强新闻宣传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增强新闻工作队伍的纯洁性和正规性，毛泽东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脱掉了知识分子的高傲习气，恭敬勤劳地向群众学习，深入农村、走向田间地头，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联系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实现了从“无冕之王”到“人民公仆”的巨大转变，逐渐成长为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为我们党新闻人才的培养积累了经验。
　  广泛深入群众发展壮大通讯员队伍
　　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更离不开广大通讯员的积极参与。当时党中央倡导“开门办报”，不仅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积极写稿投稿，还要求广大党政军民中的一般党员干部、广大群众积极写稿，培养了大批通讯员队伍。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要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依靠群众办报纸，成为延安时期党领导新闻工作实践的优良传统。
　　通讯员队伍的建立实现了党报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双向联动，使党报与地方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为完善和扩大通讯员队伍，革命根据地积极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工作，在县、区、乡设立通讯员，并分别设置相应的通讯处，受当地地委和报社双重领导。陕甘宁边区文盲率很高，有的村甚至达到了99％，很多通讯员是参加抗日工作后才开始识字的，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当时，为了教会他们写稿，培养其写作兴趣，报社通过给予支付稿费、赠送实物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激励方式，使许多原先目不识丁的工农群众都投身到新闻写作中。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通讯员队伍更是急剧壮大。新华社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经拥有近3万名通讯员。1948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通讯员已经有4.6万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约3万篇，有效地保障了各类党报的消息和新闻来源。发展工农通讯员与基层干部通讯员有效地壮大充实了通讯员队伍，更好地走近了群众，实现了依靠“群众办报”，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式任务更加艰巨复杂，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面临更大考验，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延安时期新闻工作队伍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陕西延安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