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和矗立在甘泉的路遥雕像

　　路遥离开我们31年了。我写过关于路遥很多文章。今天说说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以及那块土地上的人们。
　　我一直相信命运的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中。上苍要塑造一个大人物，会让他尝尽苦难，给他很多阅历。如果经不起这些打击，就会倒毙在路上，上苍会物色新的人选，如果能承受住，把这些苦难当作精神的营养、乳汁，就会强大起来，觉醒意识。
　　路遥没有被生活的困顿打倒，以坚强的毅力进行超负荷的文学创作，成为了一个“天选之子”。
　　路遥身上有一种意识，永远不让自己平庸下去。一旦平庸，他又将回到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一个家族几代人，甚至几十代积攒的地气，终于出了这么一个人物，可随时会被打回原形，回到原来的阶层中去。写作对路遥是一种自我拯救。世道中所有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唯有一支笔可以改变命运。
　　路遥去世前，我是最后一个探望的人。我前脚刚走，林达后脚来签离婚协议。林达一走，路遥就昏死过去了，抢救了两天两夜后，终于不治。在路遥病室，我在处方签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路遥兄，听赵熙说，你的病已经回头。你是一个坚强的人。记得你说过，你是不可战胜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为你祈祷。你一定能跨过这道坎儿。你的好朋友好兄弟高建群，1992年11月15日上午10点半。
　　路遥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这个世界静悄悄的，不见一丝响动。只有陕西师范大学的刘路教授，在学校办了个追思会，并且请来路遥的女儿远远（现在叫路茗茗）。我代表省文联、省作协讲话。我对孩子说，路遥希望你长大踢足球，就是腿踢断了，连腿一块往球网里踢。孩子拉着我的手，有些羞涩地说，我体质弱，没有选择踢足球。
　　陕北地区的县志我基本都看过。延安地区那一年修《延安市志》的序言，是我受延安市编撰委员会委托草拟的。通读这些县志让我明白，一部陕北高原史，一半是饥饿史，一半是战争史，整个就是一部苦难史啊！路遥当年也有这种感受。
　　明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的那场大旱，现在还被陕北人常说起。1929年那场大旱，陕北地面，十成人饿死了七成，老百姓把这叫“民国十八年大年馑”。县志上记载，天大旱，人相食，易子而食。我有孩子我不忍心吃，你有孩子你吃不下，互相交换，煮着吃。陕北农村流传着“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煮外甥，丈人锅里熬女婿”。外甥来看舅舅，女婿去拜丈人，这舅舅或丈人就把这外甥或女婿煮着吃，让家里人勉强续命。民国十八年刘志丹起义的那场大旱，较之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大旱更过之。
　　延川县志记载了清同治年间一场民族冲突，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战争，一些县份从地图上就消失了。延安时期短暂恢复的固临县，就是后来的南泥湾。这里能垦荒种水稻，怎么会没有人口居住。可能就是清同治年间那场民族冲突，导致这片地上的人口灭绝了，田地荒芜了，行政建制都被取消了。那场冲突从秀延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无定河流域，很多县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传说。横山县过去叫怀远，有一个叫张家畔的村子，据说那地面上的人都死绝了，有一户张姓人家的两个儿子，去盐池贩盐去了，躲过了一劫。回来后，在原址重建的张家畔，形成后来的张姓人家。这张家畔就是今天的靖边县城。早年盐商去盐池、定边贩盐从青阳岔沟里进去走张家畔。
　　我幼年在富县居住。小时候上山砍柴，经常转过一个山坳，穿过一片稍林，就发现一窑院，窑洞整整齐齐的，窑前有碾盘等一应俱全，看着荒芜很多年了。
　　延川县志记载，县城被攻破后，县太爷拔剑自刎，县太爷夫人跳井自杀。老百姓几乎被杀绝。
　　后来，逃难、逃荒的人，邻省的流民慢慢填充这川道。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在号召向这一带移民，可见在那个年代，延川地面还没有恢复往日的兴旺。清涧王家堡的王在朝，带上老婆，三个儿子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富来到延川，准备给儿孙谋一份好家业，他们落户在延川的郭家沟。
　　王在朝是路遥的爷爷，王玉宽是路遥的生父，而王玉德就是路遥的养父。
　　出生在这凄凉的荒原上，路遥和所有陕北人一样，继承了祖辈基因里的紧迫感，他得顽强地活下去。
　　陕北人说的饿和关中人说的饿，不是一个意思。关中人的饿是饥一顿饱一顿，陕北人说的饿，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陕北有一句古谚：猪娃头上还顶三升粗糠哩！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陕北人常说，一个生命的出生，上苍就一定给他的生命里配备了干粮，让他有活下去的依靠。
　　路遥有一个颇有远见的爷爷，是路遥能够生存下来的保障。
　　回想路遥的长相，我总能联想到世界三大草原王中的阿提拉大帝。匈奴人流落到欧洲以后，阿提拉大帝横扫欧亚，建立匈人帝国。一位牧师给阿提拉看病，详细记载了他的容貌，“身材矮小，胸膛宽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呈灰色，鼻子扁平，体形不太匀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体态特征。
　　路遥几乎就是这个样子，中等个子，圆盘脸，褐色皮肤，鼻子有点塌，眼睛小常眯起来看东西，怕见光似的，勾着往前看。《草原帝国》一书描述阿提拉大帝，“站在多瑙河畔，眯着小眼睛，注视着欧罗巴大陆，随时准备把它囊入腹中。站在地上很普通，一旦跃上马背，与马结为一个战斗单位，立即变得凶恶不可阻挡”。路遥两只胳膊粗壮有力，十分强壮，下肢短一点，有点内罗圈。全脸胡，鼻孔和耳朵都是，尤其是耳朵，两天不剪，毛就长出来了。
　　路遥生父比路遥小一号，路遥有一米六八，他生父应该有一米六左右。一个蹦蹦跳跳的小老头，头上戴个白帽，风吹日晒经常洗，不怎么白了，肩膀上搭个烟袋锅。绥德、米脂、延川和清涧一带，这种小老头很多，都很聪明。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书记的郭洪涛，就是这样貌。
　　统万城被破前一年赫连勃勃去世，他的安葬应当很风光。他的坟墓现有多种说法，目前比较公认的墓址是延川县白浮图寺。路遥家族具有匈奴人基因是极有可能的。
　　路遥养父类似大部分陕北老农形象。身高马大，有一米七往上，身材好，也端正，长脸颊，高鼻梁，全脸胡，头上扎着一个白羊肚子毛巾，肩膀上搭个旱烟袋。
　　路遥二弟比路遥高一点，有一米七二吧，不苟言笑。到我这来过几次，头上常戴个帽子。原先在西安一家工厂打工，后来路遥给联系到延安二道街当城管，穿一身制服，胡子刮得净净的，叫王卫军。
　　王天云是路遥三弟，个子小，在我办公室住过几次，也是个人物。我说，白天我要上班，你去街上溜达，晚上我下班了，你来住。我办公的地方在薄壳儿窑洞二层，一层和二层楼梯垒有砖花墙的楼沿。我编稿子久了走出来抽烟散神，看见这老三站在二层的砖花墙前，双手叉腰，头发凌乱，作伟人状，指点江山，傲视寰球。我笑了，走上去说，你小时候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写作文，你看你哥路遥，人家成了大作家了。这老三说了一句惊人的话：俺是看不哈他那营生。
　　路遥还有个妹妹，嫁到延安。三年前我去延安学习书院讲大课，延安领导领了个中年妇女过来，说她自称是路遥的妹妹，你给咱判断。我说姑娘，你是在延川还是清涧长大的？她说清涧。我说你大当生产队长的时候领着社员砍了国道旁的几十棵树，让公社给抓去了。这事你知道吗？中年妇女说，这事我知道。我还给我大送过饭。后来我哥找人把我大捞出来了！我笑着说，是你哥找张弢去捞的。这样，我给延安领导说，千真万确，这是路遥妹妹。
　　王天乐是老四，王天乐这名字，是路遥给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猴蛮。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煤矿当矿工，是我父亲给要的指标。我姐姐农村插队时，找了个村上人，这是给她要的指标，她不去。而眼看报到时间要到了，于是我把这指标要过来，给了天乐。
　　老五叫九娃，路遥兄弟姐妹算一起，有九个，这是老小。我去榆林，他来找过我几次，说要成立个什么“路遥研究会”，叫我当会长。我给说我不当。他又说，让我给榆林领导说，让给支持。我满口答应。后来我给周一波说过。我还给他写了一幅字：家园的最后守望者。
　　路遥的生母是陕北随处可见的，很精明的女人，特别利索，把自己拾掇得干净利落。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吐沫，把头发一拢一抹，理得光溜溜的，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她操持着。
　　路遥清涧老家我去过几次。大约是2001年吧，我去榆林路过，从川道公路边，顺着斜坡上到窑院，院里有个碾子，下面是齐腰高的碾盘，碾盘上有个碾轱辘，靠院墙有几棵枣树、山桃树，靠南有三孔石窑，看见那三孔石窑我很感慨。《人生》拍电影，给了三万块版费，路遥让天乐把钱背回清涧老家王家堡，修了三孔石窑。我说，路遥你这做得对，孝敬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陕北人说，老子欠儿一个媳妇，儿欠老子一口棺材，你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能做这事，是实实在在的孝敬老人。路遥却说，不，这不是孝敬老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宣言，我把三孔接口石窑往那一箍，向世界宣告：父亲的儿子大了！
　　大约十年前吧，我去参加路遥纪念馆开馆。记得下着雪，赶天黑到延安，吃了口饭，晚上十二点前又赶到清涧，住在县城。第二天赴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参加开馆仪式，我发了言，中午在那里吃了顿饭。
　　陕北在近一百年来，发生过两次外来人口冲击，陆续改变着陕北人的观念，改变了很多陕北人的命运。1935年中央红军到陕北，1969年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
　　陕北人穿老棉袄大裆裤，头上扎个羊肚子毛巾，年纪大点的，腰里缠个腰带。北京知青来了，把中国最前沿的时尚带来了。塑料底子布鞋最典型，知青把这叫懒人鞋，能勾起跟儿穿，也能靸脚像拖鞋一样穿。
　　北京知青在1969年1月，阴历年之际来的，应该是坐火车从北京到西安，转坐卡车到延安。几十车几十车地往延安送，浩浩荡荡的。我当时在富县，也参加过知青欢迎仪式。记得就在茶坊路口，天阴得特别重，雪不是很大，下着雪籽儿，西北风把雪籽儿刮到脸上，打得生疼。
　　知青刚来的装束都是一件棉猴，女的穿件花的，男的穿件蓝的，头上戴个雷锋帽。这些刚来的知青，似乎对农村有一种天真的好奇，跟着毛驴走在路上，冷得连蹦带跳的。
　　路遥比我大四岁，他们那一茬中的很多人找的都是北京知青。白描的夫人毕英杰，就是北京人，当年在宜川的新市河插队。一个当地青年，一旦和知青结合，立即和外部世界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不然，你得缩到窑洞里，几乎跟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我问过路遥，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北京知青，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根可靠的向上攀的绳索，以免自己坠入原来那平庸的世界呢？路遥回答说，不排除这种想法。
　　这篇文章得到了路遥大学时期的辅导员、延安大学原校长申沛昌，以及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崔海潮校长的鼓励。还有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栓，还有我的助理牛延宁的协助。
　　2023.11.13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