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1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
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所以，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1944年初，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派遣英、美、加、澳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和敌后抗日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情况的要求。
3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并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陪同记者团赴延安。
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国民党中宣部不敢公然拒绝，但为了控制记者团，遂将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把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中国记者加进去，派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为队长、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为副队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中外记者团的接待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这一工作，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具体接待。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宿营于凉水崖。6月1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延安前往迎接，与记者团当日同行至固临。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长，参观油田。6月6日，记者团抵南泥湾，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及缴获的日军武器，参观了干部休养所和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因被封锁而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都不知道时，十分不平。有的人提议，当即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政府运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出去。6月9日，记者团离开南泥湾，当日抵延安，下榻于陕甘宁边区交际处。
1944年6月9日下午5时，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出席。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举行欢迎会。6月11日，记者团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中央印刷厂，并进行新闻业务座谈。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全体成员，就国内外形势、国共谈判和民主问题，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会见后，设宴招待记者团，并陪同他们观看了评剧。从6月13日开始，中外记者先后访问了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想单独访问毛泽东主席。在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离开延安后，其余的5位外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行动”的纪律，也陆续单独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斯坦因。会见从下午3时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结束在延安的访问后，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其余5名外国记者留延安将赴敌后考察。7月25日，朱德、叶剑英应美国记者斯坦因、福尔曼要求分别与他们谈话。7月29日，李鼎铭、罗迈（李维汉）接见外国记者，当记者就党外人士在边区政府中是否有职有权的问题向李鼎铭提问时，李鼎铭笑了，说：“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7月上旬，记者们都想赴八路军前线访问，由于领队谢宝樵、邓友德的阻挠并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迫使中国记者返回重庆。7月6日，周恩来副主席为其饯行。7月11日，朱德总司令再次为之饯行。
中外记者返渝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介绍了在陕甘宁边区实际考察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他的《延安一月》，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在延安参观访问之所得及感受，在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曙光”。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留延安。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于8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根据地参观，毛泽东亲自去交际处为他们送行。沿途他们考察了边区党、政机关工作和人民群众生产、支前的情况。在晋绥根据地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拔除日军据点的一次战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及故土后，翔实地报道宣传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斯坦因1946年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时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发表于美、英报刊，反响良好。武道写出《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比较客观公正。特别是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有说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并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这批记者的著作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
3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并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陪同记者团赴延安。
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国民党中宣部不敢公然拒绝，但为了控制记者团，遂将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把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中国记者加进去，派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为队长、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为副队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中外记者团的接待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这一工作，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具体接待。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宿营于凉水崖。6月1日，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延安前往迎接，与记者团当日同行至固临。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长，参观油田。6月6日，记者团抵南泥湾，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及缴获的日军武器，参观了干部休养所和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因被封锁而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都不知道时，十分不平。有的人提议，当即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政府运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出去。6月9日，记者团离开南泥湾，当日抵延安，下榻于陕甘宁边区交际处。
1944年6月9日下午5时，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出席。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举行欢迎会。6月11日，记者团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中央印刷厂，并进行新闻业务座谈。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全体成员，就国内外形势、国共谈判和民主问题，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这次会见长达3小时。会见后，设宴招待记者团，并陪同他们观看了评剧。从6月13日开始，中外记者先后访问了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随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想单独访问毛泽东主席。在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离开延安后，其余的5位外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行动”的纪律，也陆续单独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斯坦因。会见从下午3时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结束在延安的访问后，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其余5名外国记者留延安将赴敌后考察。7月25日，朱德、叶剑英应美国记者斯坦因、福尔曼要求分别与他们谈话。7月29日，李鼎铭、罗迈（李维汉）接见外国记者，当记者就党外人士在边区政府中是否有职有权的问题向李鼎铭提问时，李鼎铭笑了，说：“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7月上旬，记者们都想赴八路军前线访问，由于领队谢宝樵、邓友德的阻挠并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迫使中国记者返回重庆。7月6日，周恩来副主席为其饯行。7月11日，朱德总司令再次为之饯行。
中外记者返渝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介绍了在陕甘宁边区实际考察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他的《延安一月》，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在延安参观访问之所得及感受，在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曙光”。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留延安。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于8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根据地参观，毛泽东亲自去交际处为他们送行。沿途他们考察了边区党、政机关工作和人民群众生产、支前的情况。在晋绥根据地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拔除日军据点的一次战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及故土后，翔实地报道宣传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斯坦因1946年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时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发表于美、英报刊，反响良好。武道写出《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比较客观公正。特别是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有说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并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这批记者的著作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